蒲勇健：中国需要重新凝聚改革共识

　　今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20周年。当年邓小平的南方之行，为中国推开了一扇沉沉的大门，推动中国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时隔二十年，中国是否还需要重提改革？昨天，重庆大学教授、知名经济学家蒲勇健接受了重庆晨报记者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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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勇健：重庆大学教授 （资料图片）

　　重庆晨报记者 胡杰 摄

　　改革开放

　　浪潮由此缔造

　　记者：“小平南巡”已有20年了，你怎样看待它带来的意义？

　　蒲勇健：未来的历史会告诉我们，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是中国当代改革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改革开放的所有成果都是和“南巡”密切相关。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正值世界全球化浪潮开始兴起。可以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正当其时，如果当时没有这番话指明中国未来的道路，我们会再一次失去在全球的发展机会。

　　邓小平南巡讲话为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意义深远。其中指出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精辟论断，彻底冲破了姓“社”姓“资”的束缚，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南巡之后

　　重庆涌现“92派”

　　记者：南巡讲话后涌现出一批企业家，他们自称为“92派”。

　　蒲勇健：的确，受南巡讲话的影响，在政府的中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一个下海经商热，他们管自己叫“92派”。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

　　“92派”，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代表，这些人往往在政府部门待过，有深厚的政府关系，同时又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具有前瞻性的预测能力，很容易创立一个行业并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92派”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相当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几种企业家，排名前列种是改革开放初期做生意的人，他们中大部分是没有正当职业的人，甚至有些是劳改犯，只能做些小买卖谋生。他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微乎其微，因为他们的综合素质相对较差，实力不足，只能说他们是排名前列批吃螃蟹的人。

　　而真正能够造就中国影响力的企业家，“92派”是排名前列批。“92派”很多都是由公职转身下海，他们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有学识，有文化，他们下海自然给市场经济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从人力资源要素来看，他们比改革初期那些无正当职业者甚至劳改犯而言，综合素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可以说，“92派”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排名前列批真正的企业家，是南巡讲话带来的最直接的发展成果。

　　重庆“92派”的例子太多了。我有一个MBA的学生，现在掌控着一家高科技企业集团，名叫金山科技。王金山，当年就是重庆长寿的一个政府公务员，正是受到南巡讲话的启发，他才从公务员角色转身跳下商海，创建重庆皇城装饰工程公司，后来又成立金山科技，现在已经成长为重庆知名的高科技企业，开始走向国际化。

　　在1992年之前，很多人脚踏两只船，一只脚伸出去做点小生意，另一只脚也不放弃在国有企业或者政府机关的位置，因为他不敢放开手脚去干。正是南巡讲话才让他们放心抛弃了这些顾虑，放手去大展拳脚。现在比较大的重庆企业，我想几乎都是那时发展起步的。

　　南巡讲话，影响了很多人的个人人生抉择。1992年前后，有太多的重庆人下海经商，像目前比较大的重庆企业，如宗申、力帆等，都是那段时间下海起步的。

　　记者：南巡讲话，对你自己有冲击吗？

　　蒲勇健：当然有。我原来在北大是学数学的，后来研究生攻读的物理学，邓小平南巡讲话时我刚到重庆大学任教，听了南巡讲话我猛然意识到，未来中国经济可能产生巨大变化，于是决定转头从事经济学研究。1993年，我写的排名前列本经济学著作《资源经济学》就出版了，这本书就是讲如何在市场经济状况下配置资源的，我记得当年还获得了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二等奖。

　　如果不是南巡讲话，我想自己可能也不会扭头从物理学转型来研究经济学，直至今天成为经济学领域的一个专业人士。X

　　回首20年

　　中国前行有四大问题

　　记者：改革开放的成就是巨大的，但要继续前行，你认为还存在哪些问题？

　　蒲勇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从计划经济转变为了市场经济，从一个相对闭关锁国的封闭式经济转型成了开放式经济，短短二十年有如此大的变化，是很罕见的。

　　不过，面对下一个全球发展周期，挑战很大。目前很多中国人的状态是，既对过去的成就有一种满足感，又在新的环境变化中有一种危机感。

　　目前的改革开放面临四大问题。一是人口红利开始消失。目前，美国、中国相继进入老龄化社会，新一代80后、90后劳动力已不再廉价了，劳动力成本开始迅速上升。过去30年，我们的廉价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大多销往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美国市场萎缩，中国的成本上升，导致中国的产业竞争优势正在消失。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转型。

　　二是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危险趋势。要缩差共富，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三是发展方式粗放。过去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但高投入，高消耗，造成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这一点发达国家做得比较好，中国还需要学习。

　　四是产业太低端。全球的制造业高端在德国，服务业高端在美国。国家要发展，长期处于产业链低端是不行的，必须要对产业进行提升，要发展金融业、服务业、设计产业等，不能局限在低端制造业上。

　　全新时代

　　中国需重新凝聚改革共识

　　记者：面临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国需要重提改革吗？

　　蒲勇健：过去二十年，我们主要是依靠全球化，依靠出口，依靠改革来推动经济发展。但现在的国际环境和二十年前不一样，国外目前正处于经济危机，出口市场萎缩，二十年前后的国际环境刚好相反。面临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国需要重新凝聚改革共识。

　　我有三点建议。一是对中小企业要落实政策。中小企业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和税收，但享受到的政策和资源却相当较小。如果把更多的资金投向中小企业，扶持他们发展，把中小企业做起来，中国的经济会有一个美好未来。一句话，就是要给中小企业松绑、输血，要提供一个好的投资环境。

　　二是重视中西部开发。中国的内需市场最有潜力的就是中西部，但西部开发不仅仅是修路或修机场，而应该是大量的产业投资。

　　三是要在中西部大胆进行改革试验。早期改革都在东部，曾经推动东部经济发展几十年，未来要发展中西部，也应该推出更多创新政策，给中西部开放以全新的动力。

　　重庆晨报记者 曹嘉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