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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有些地方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农民变市民、农村耕地变城市建设用地。
■的内需在城镇化
现有的城镇化模式不可持续，城镇化率也存在“虚高”现象
记者：过去10年，我国城镇化推进速度很快，为什么能有这么快的发展？
陈锡文：过去10年，是中国城镇化推进速度比较快或者较快的时期之一。200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是36.2%，城镇人口4.6亿人。到去年底，城镇化率已经提高到47.5%，城镇人口大约是6.3亿人，城镇化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现在全球人口超过1亿的只有11个国家，而10年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了11.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13个百分点，城镇人口足足增加了1.7亿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这主要和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直接相关。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内需在城镇化，的发展潜力也在城镇化。我国城镇化提升的空间还很大，推进城镇化必将有效拉动市场需求，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记者：有人认为，过去若干年，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我们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很大，存在着一些不可持续因素。
陈锡文：的确，长期以来，我们走的是一条低成本城镇化道路，城镇发展是建立在低成本获得城镇建设用地、廉价使用劳动力、环境承载严重压力基础之上的。尽管城镇化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但大量的矛盾没有化解，的问题很多。近年来，地价房价、资源品价格以及劳动力价格持续较快上涨，今后城镇化的成本将明显提高。
还要看到，由于统计口径方面的原因，城镇化率存在“虚高”现象。我国城镇化人口的统计按国际惯例进行，即在城镇连续居住超过6个月，便统计为城镇人口。但实际上，仍有10%—12%的城镇人口是农民工及其家属，他们并没有充分享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城镇化应量力而行不能超前
城镇化应与工业化进程相适应，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相匹配
记者：现在有些地方通过“拆村并居”、“农转非”等形式加速推进城镇化，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您说城镇化率并非越高越好，对此怎么理解？
陈锡文：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城镇化率水平比我们要高，但大多数都在80%以下，这里面可以进一步做分析。比如，在日本，虽然农民只占全国人口的4%，但约有1/4的人生活在农村。德国的情况也很相似。这说明，只要建设好农村，农村也是宜居的，大量人口仍将在农村生活。所以，并不是不种地的人都要进城。而一些城市化率超过了80%的国家，比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存在大量失去土地进入城市的居民。由于这部分人口没有能够获得稳定的工作，使城市里出现了不少贫民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无可否认，城镇化是带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这就像把核能装在反应堆里，控制好了，电能就会不断出来。但如果没有这个控制能力或者没能得到很好处理，就可能引发大量社会问题。
实现城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推进的速度，必须与其工业化的进程相适应，与其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相匹配，超出了这个能力很可能会出现就业不足、贫困人口增多、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都会带来严重影响。推进城镇化，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总结经验教训，量力而行，不能超前。
记者：为了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有的地方在推动户籍改革，要求农民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对此您怎么看？
陈锡文：打开城镇的门，让愿意进城、有条件落户的农民进城落户是好事，但不能借这个机会低价甚至白拿农民的土地。依靠农业、农村、农民的积累搞城镇化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现阶段应该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方针，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只要农民工符合在城市有稳定就业、有住房、缴纳一定年限社保金等条件，城镇政府就应该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给予其市民化待遇。各地城镇应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现有资源的承载能力等情况规范开展户籍制度改革。
■“十二五”城镇化率目标已经不低
要特别注意解决好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以及就业、子女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问题
记者：“十二五”规划把城镇化速度确定为每年提高0.8个百分点，低于许多人的预期。高速推进的城镇化似乎面临“减速”，原因何在？
陈锡文：“十二五”规划当中真正用到数据的目标并不是很多，城镇化率是其中一个。在未来5年中要使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再提高4个百分点，也就是到2015年末城镇化率达到51.5%，和过去相比，这个速度显然不是太快。
从刚才的分析我们能看到，未来低成本推进城镇化的很多因素正在消失和改变；已经实现的所谓城镇化率还有很多不真实的因素，需要让其逐步真实起来，让符合条件落户的农民工享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特别注意解决好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以及就业、子女教育、住房、社保等问题，这可能比单纯追求提高城镇化率更重要、更有意义。在今后5到10年的时间里，城镇化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在“十二五”时期，一年提高0.8个百分点、一共提高4个百分点的难度很大，城镇化速度也不低。我们要总结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纠正偏差，提高质量和效益，走出一条又好又快的发展道路。
■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并行不悖
处理好各类城市的功能，让生产能力合理分布，不要都集中在一两个大城市
记者：有观点认为，如果走一条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倾斜的城镇化道路，城镇化对土地的占用量将会大幅上升，因此，发展大城市势在必行。但近年来，人口向大城市快速集中，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大城市病”开始显现。对此您怎么看？
陈锡文：新的人口普查显示，北京和上海的人口都在2000万以上。我在北京住，每天早晨上班，10公里路，坐汽车去，正常情况下用35分钟，稍微有点堵就是45分钟，10公里路要这么长时间，效率太低。很多地方都面临这个问题。
其实，国外的特大城市是由几十个、上百个小城市组成的，每一个小城市都有它独特的主体功能、比较完整的服务功能。居住在里面的人，若没有特殊的需要不必离开他所在的小城市。所以大城市本身的概念或者它的形态和结构是什么样的，也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中国人口较多，单独发展大城市显然不适合中国国情，推进城镇化必须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并行不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关键是要处理好各类城市的功能。实现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优化生产力布局，调整偏重发展大城市的格局，这样才有可能带动中小城市的发展。要在优化东部地区城市发展的同时，加快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和发展一批城市群，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找准大城市的主体功能，将一些功能疏散到周边地区，真正形成以大城市为龙头，以中小城市、小城镇为支撑的城镇化格局。长远来看，只有积极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逐步减弱行政的控制，才能真正形成一个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局面。
■城镇化不能完全解决“三农”问题
到2030年，仍有4.5亿左右的人口在农村，“三农”问题仍不能放松
记者：再过一两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就会达到50%，以后会越来越高。有人认为，通过城镇化，农民数量会加速减少，“三农”问题也就自然会得到解决，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陈锡文：中央反复强调，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绝不能放松对农村的建设和发展。这是因为，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农村人口数量仍然巨大。按照现有城镇化速度，农村人口数量很快就会减到一半以下，但仍有6亿多人。有专家做过测算，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15亿人左右，那时候城镇化率可能会达到70%，但农村人口仍占30%，也就是说，仍有4.5亿左右的巨量人口在农村生产和生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让他们分享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城镇化会解决一部分“三农”问题，但不能简单地认为，通过城镇化就完全可以解决“三农”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同步推进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