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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世界最窄的房子”里的以色列作家

2016-05-01 08:24:13 来源: 新京报

说到以色列文学,我们也许首先会想起阿摩司·奥兹或是大卫·格罗斯曼,两人都擅长用诗意而悲悯的笔调,表达对以色列土地上的各族百年来苦难命运的关怀。而他们的晚辈——1967年出生的埃特加·凯雷特,却有另一种迥异风格。

这个男人长着大门牙,一头乱发,喜欢吃素,自嘲像只兔子,他在波兰华沙有一座名为“凯雷特之家”的“世界上最窄的房子”,他像表演行为艺术般在里面睡觉和写作。作为一个以色列犹太人、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后裔,凯雷特身上却很难直接找到苦难的印记。如果说奥兹和格罗斯曼是生活在以色列历史中的作家,那么凯雷特就是个生活在当下的以色列人。

他有伍迪·艾伦的精神气质

凯雷特一直生活在战争阴霾中,他的父母皆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他的某些小说也因涉及大屠杀或巴以冲突的谈论禁忌,在以色列国内遭到抵制。因写反对加沙战争的文字,凯雷特和家人还受到过死亡威胁。

他人生的排名前列个作品,写于19岁服兵役期间。同在部队的朋友自杀了,凯雷特在一个“地下深处与世隔绝、没有窗户的冰冷机房里”写出了《管道》。这篇小说和当时以色列的社会氛围非常契合,很多年轻人在战场上不是被杀,就是成了杀手,他们受不了生活的“战争模式”,做了很多疯狂的事,而凯雷特用写作的方式来抵抗疯狂。他就像个巫师——在一个战争成为常态生活的国度里,用凶猛古怪的短故事来表达个人存在的荒诞境遇。

虽然中国读者不太了解凯雷特,但他已红遍欧美,他那些古怪的短篇小说,让他在以色列文坛“与众不同”。他用希伯来文创作,只写短篇小说,笔下有近50个故事被拍成电影,短篇小说集《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描绘以色列人的生活图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孤独、欲望、恐惧等主题,读这些故事的感觉就像是从魔术师帽子里往外扯彩带。

这些短篇小说如同凯雷特的“袖珍之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篇幅小,人物关系简单但结构完整。媒体评论凯雷特有伍迪·艾伦的精神气质,喜剧、超现实并且洒脱:一个痔疮越长越大,控制了人体,最后代替主人过起了人生(《痔疮》);一个失婚男人孤独到只能每天去咖啡馆扮演“被认错的人”,以此来进行仅有的社交(《健康早餐》);一个习惯撒谎的人在梦中钻进一个洞,发现里面发生着他谎言里的情境(《谎言之境》)……这些故事看起来像段子和单口相声的杂糅,好笑,充满爆发力。

但好笑不等于浅薄。凯雷特用个人的荒唐故事折射以色列当代社会危机的视角,像个局外人。虽然涉及自杀式爆炸(《约瑟夫》),但恐怖袭击“只和愤怒和疏远有关”;也谈经济大萧条(《一年到头,天天都是九月》),而大萧条只是“该死的钱他妈的毁了整个世界”;他用奇幻手法把“整个人像牡蛎一样打开”,由此探讨犹太人的身份迷思(《拉开拉链》)。这个看似玩世不恭的作家,用消除自我负重的方式,来处理战争和犹太民族苦难这些沉重题材。

他说即使身穿制服,也依然可以作出独立决定

和擅长用长篇小说来关切以色列历史和现状的奥兹等人不同,凯雷特认为自己不适合写长篇。事实上,每当他提笔写某个短篇时,都感觉这是他要写的“愤怒的长篇”的开头,但在写了几页后,他自嘲“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坐上巴士逃走了”。凯雷特把自己的写作风格定义为“爆炸式”,文本的强度在几页内就用完了。

这位自言深受卡夫卡影响的作家,很可能要走的是和奥兹等人完全不同的路。凯雷特颠覆了奥兹和格罗斯曼作品中的“欧洲范儿”,他最喜欢的作家是美国人约翰·契佛和库尔特·冯内古特,后者甚至左右了他的写作观。

在谈及最爱的一本书时,凯雷特说是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他在服兵役期间读了这本书,其用戏谑笔调融合沉重的回忆录文体和超现实的科幻小说的叙述手法,让他印象深刻。而触动凯雷特的是更深层的东西——“冯内古特启发我,即使军队想要把你训练成一个服从的士兵,你依然可以成为一个有道德情感的人,即使身穿制服,你依然可以作出独立决定。”

他迫切希望外界了解以色列

在写作生涯超过25年后,凯雷特决定写一本不用希伯来文、不在以色列出版的非虚构作品——一段从他儿子的出生到他父亲患癌去世之间发生的真实家庭故事,名为《美好的七年》,它聚焦于战争、亲子关系和对以色列困境的思考。这一次,凯雷特想和陌生人分享它,迫切希望外界了解以色列的真实生活现状。

这部“长篇小说”的时间跨度是七年。七年中,凯雷特的人生增添了不少担忧:儿子列夫出生在恐怖袭击的中心特拉维夫;父亲得了癌症;他经常做关于伊朗总统的噩梦;还有一个穷追不舍的电话销售员大概一直到他死的那天都会推销产品给他……凯雷特尝试用非虚构写作,写下十数篇小短文,重新审视过往记忆。

记忆的背景,是一场变成凯雷特儿子童年风景的漫无止境的战争,是他沿着大屠杀幸存者父母的脚步,在以色列生活的经历。读者也许一个下午就能翻完这本只有163页的小书,但很难再开怀大笑。凯雷特在这部非虚构作品中,对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赋予了很多新的思考。

他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努力寻找美好

这些思考,有两个迷人之处。其一关于犹太人的身份意识,尽管在小说里,凯雷特含蓄地表达过看法,且在公开场合多次谈论对“以色列犹太人”的关注,但如此直视身份问题,新书里是首次尝试。他认为是儿子的出生产生了这种变化,“一旦他出现在生活中,就有一双眼睛不停注视着我,试图弄明白我究竟是谁,身份问题就变成了中心问题。”

凯雷特认为,大流散犹太人,既是局内人,又是旁观者。“既能迅速融合本土文化,又能保持自己的传统和信仰。不仅具有国籍的身份认同感(就像波兰、美国的犹太人那样),还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犹太人。这些人有双重视角,具备自省能力。”

过去20年里,凯雷特一直在周游世界,遭遇了多次不能以听错了发音来搪塞的反犹经历(《人民守卫者》);他去母亲的故乡华沙旧地重游,遇到一个用果酱欢迎他的老太太,对他讲述当年被迫搬去犹太人隔离区的辛酸(《窄屋》);他经常想起父亲给他的童年“睡前故事”,故事主角总是醉汉和妓女,他们做过错事,但也富有同情心,让父亲不用掩藏他是一个犹太人的事实(《眼光长远》)。

这些“睡前故事”在新书里得到了某种“重构”,这也是它第二个迷人之处。凯雷特不渴望美化现实,而是在寻找一种将丑陋置于明亮的光线条件。在巴以冲突无休无止的土地上,凯雷特试图在黑暗生活中让孩子远离恐惧。“即使在导弹袭击期间,我也会提醒儿子,有和他一样大的巴勒斯坦小孩也在遭遇炮弹袭击。恐惧会变为仇恨,而父母最不希望那样的事情发生在孩子身上。”

当空袭开始时,他和妻子玩“熏牛肉三明治”游戏的方法哄儿子,让他躺在父母的身体中间(《熏牛肉三明治》),这让人想起电影《美丽人生》里那对关在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父子,父亲用想象力让儿子相信,身处魔窟只是一个游戏,最终保护了儿子的童心。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凯雷特努力寻找美好。但在一个时常拉响空袭警报的国度,让孩子感受这种努力,其实很难。他发现儿子经常产生一个疑问:为何不能搬去一个人们不自相残杀的国家?凯雷特无法回答。

这个沉重的问题,无论是奥兹、格罗斯曼或者其他以色列作家,都在苦苦寻觅答案。凯雷特从短篇小说迈向非虚构,那寻找答案的过程笑泪交织,本身足以吸引人们的目光。凯雷特当然不能代表以色列的全部,他只是用自己全部的作品,写出以色列普通人在当下,荒诞而真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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