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尖岭历史原貌:石家庄万达广场地基下的"两宝"

　　尖岭村位于市区东南，村落北起槐中路，南至槐安路，西至民心河西岸，东至建华大街两侧。该村西北原有两座汉代至北朝时期的大型古墓，村民俗称“大疙瘩”、“小疙瘩”。因墓丘高大且呈圆锥形，故称“尖陵”，后演变成“尖岭”。现存明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重修上京毗卢寺碑记上，有尖岭村名。但明嘉靖和清光绪本《获鹿县志》附图上，却写成“尖灵”，怀疑可能是笔误。今天，“小疙瘩”已不复存在，“大疙瘩”尚存，是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同时，村里还有一尊唐代释迦牟尼石造像，也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记者目前所走访的市区村庄中，同时拥有两处省级重点文物的，只有尖岭村。

　　尖岭村原属获鹿县，1941年3月8日划入市郊。最近两年，城中村改造启动，尖岭旧村已经消失，高层新楼接近完工。

　　古今将相在何方 荒冢一堆草没了

　　到尖岭村访古并不容易，因为旧村已经没了，村民也搬到周边四散居住，原有的街道、地名、标识物，都已消失，只有一幢幢新起的高楼。在这钢筋水泥的楼群中间，长满绿树杂草的汉代古墓“大疙瘩”突然跳入眼帘，野性又苍凉，使人仿佛瞬间回到了过去，回到了郊外。

　　在槐中路南侧，民心河西岸，大疙瘩被档板和栅栏圈进一处临时建筑工地。推开栅栏门，几位正在收拾干草的大妈警惕地盯着，记者赶忙表明来意，她们才放下心来，和记者唠起了嗑。

　　“俺们村的名字，就是因为这个疙瘩而起的。”白桂荣大妈说，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尖岭”指的就是这座大疙瘩。不过，近看这座大疙瘩，称它为“岭”有点儿夸张，它其实是一个大土丘，目测高约七八米，直径约十来米。土丘很像一个圆柱体，四壁黄土裸露，顶上长满杂树，老人们说，过去生产队时期人们转圈挖土，把原本很大的土丘挖得只剩下一个“芯儿”。老人们小时候常爬到大疙瘩上玩，今天记者再想爬上去可不容易，在杨清虎老人的帮助下，记者手脚并用，抓着树根树枝，费了好大劲儿，才爬上来。大疙瘩的顶上杂草覆盖，野花成片，同时，蚊子成阵，站了没五分钟即“腿”无完肤。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十分“野趣”的地方。不大的土丘上，碗口粗的榆树、杨树等树木有好几棵，给大疙瘩撑起一顶“绿伞”。“绿伞”下边，野酸枣等灌木高大茂盛，给大疙瘩盖了一床“绿被”。这些酸枣树大多两人来高，小而厚的叶片绿油油的，粒粒红色果实挂在中间。

　　从大疙瘩上下来，记者发现东侧土壁上露着许多瓦片，但够不着，无法细看。杨清虎老人说，过去生产队挖土时，曾挖出青砖垒的地下墓室券门。那么，如此规模的一座大墓，里边埋的究竟是谁？按它的规格，怎么也是王侯将相吧。但文物部门未做过考古发掘，答案至今无人知晓。只有一个传说，说这是一位汉代将军的墓，叫赵家陵。这不禁让人想起《红楼梦》里“跛足道人”所吟的歌：“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据说大疙瘩早已被盗。另据孙珠贵、孙立志等老人回忆，原来，在大疙瘩南边紧挨着，还有一座小疙瘩，两座墓离得这么近，肯定有关联，但具体有什么关联，没人能说清。

　　尽管如此，尖岭村民对于大疙瘩，却十分敬畏，过去每逢初一、十五，都有人到墓顶上来烧香。村里还传说，谁家过红白喜事，桌椅板凳不够用，就来大疙瘩跟前求告一下，一眨眼桌椅板凳就有了。过完事还回来，下次再借不难。后来有人贪心昧了那些桌椅，从此大疙瘩再也不“显灵”了。这种说法虽是迷信，但却彰显了敬畏与诚信之可贵。

　　2008年底，大疙瘩被列入河北省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文物部门对它的评价是：“根据封土包含物断定为汉墓……是石家庄市区内保留较少的几座古墓葬之一，这在省城中心非常罕见。”

　　神秘大佛露出真容 虔诚村民日夜看护

　　比大疙瘩还有名，尖岭村另一宝是原兴国寺的释迦牟尼石佛像，村民尊称其为“大佛爷”。就在大疙瘩东北方向斜对面，一座正在建设的仿古大殿，是专为安置大佛爷而建设的。记者造访时看到，大殿主体已接近完工，工人们忙着往斜坡屋顶上铺三合板，一位工人师傅说，铺好三合板以后，就可以用水泥铸顶了。下一步，要在大殿四周安上石栏板，大殿下边东西两侧各建三间厢房，大殿南边20多米远的地方，立一个石牌楼作为大门。将来，一座雕梁画栋、古香古色的建筑，将与用青砖围起的汉墓一起，作为一处开放的绿地公园，供居民游览观赏。

　　三年前，记者曾经到尖岭村寻访过大佛，当时，它在村小学校园内，立在一个专门垒起的砖屋中，被三层钢筋水泥裹了个严严实实，完全看不清一点儿大佛的样子。今天，大佛被安置到新的大殿，终于可以一睹它的真容。掀开垂挂的塑料布，一尊四米多高的大佛让人仰视，这尊以整块汉白玉雕成的立像，历经一千多年，通体呈现淡橙加淡灰的颜色。佛像发型为紧贴头皮的细小卷发，双目微合，面相、嘴唇丰满圆润，眉间有一颗像黑珍珠一样发亮的珠子。大佛左手下垂，据说是施“与愿印”，表明能满足众生愿望，右手屈臂上伸，是施“无畏印”，表示能解除众生苦难。大佛袒露胸肌，腹部微微凸起，身穿袈裟，衣纹细致流畅，赤足立在圆形雕花石座之上。

　　贫乏的语言很难形容出大佛之美，必须要亲眼看到，才能发出由衷地赞叹。就在记者赞叹的时候，发现大佛脖子上横横竖竖修补的痕迹，显然，佛头曾被割下来又安上去。两只佛手颜色也跟身体完全不一样，是新新的白，显然是齐腕断掉后新做了接上去的。看着这尊被文物盗贼多次戕害的大佛，不由会一阵心痛，发出一声叹息。

　　根据《石家庄史志论稿》一书记载，尖岭村兴国寺始建于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村里有个传说，当年这尊大佛是要运到正定去的，结果拉车的牲口走到尖岭这地方，怎么打也不走，村民认定大佛与尖岭有缘，就留下它建了兴国寺。今年71岁的孙忠信老人回忆，他六七岁时兴国寺还有，且规模不小，有山门、前殿、后殿，东、西各有一个钟楼。因为年久失修，早在解放前，后殿屋顶就塌了半块。今年79岁的孙珠贵老人记得，到1946年，前后殿都塌了。原来，兴国寺前殿供的，就是这尊大佛，他还记得大佛站在一口井上，底座边沿露出一点井口，从那儿扔一块小石头下去，能听见水声。前殿塌了以后，村里盖了一间砖木小房，就地把大佛罩在里边。原兴国寺的位置，建起了村小学。到上世纪80年代，村里翻盖了大佛所在的小房，为了防盗，用两吨钢筋转圈焊了两层铁栅栏。

　　今年62岁的杨吉林老师，在村小学任教30多年，也义务看护了大佛30多年。大约在1984年，文物部门想把大佛拉到上京毗卢寺统一保存，吊车、拖车都雇好了，可是杨吉林跟他们说：“你们别来了，俺们村人们舍不得。”这样，大佛保留到今天。村里每年都有信众给大佛过生日，像过庙会一样。

　　最近两年，尖岭旧村改造启动，大佛的去向成为村民最牵挂的事。1200多年了，大佛没挪过地方，现在，服从于整体规划，要给大佛移位，村民心中有万分不舍。杨清虎、白桂荣等一批老人，自发日夜守护，生怕出差子。就在今年阴历6月29日，下着大雨的夜晚，施工方搬移大佛，老人们听到消息，踩着及膝的雨水赶来，一路护送。大佛放到现在位置后，杨清虎干脆要了一间板房住下来守在这里。他们要等到一切都安排妥当，才能放心。

　　回望历史风风雨雨 转身前的最后回眸

　　旧村改造让尖岭彻底变了样，明年5月村民有望回迁新居。就在这华丽转身的一瞬，村民想到：未来尖岭的后人将如何了解尖岭过去的发展历程？为此，他们开始编写村志。

　　尖岭居委会为记者提供了这份尚在整理的村志素材。根据他们搜集的资料，自从有了那座汉墓，守墓人在此聚居，就形成了尖岭村。按此算来，尖岭村至少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

　　过去的岁月，尖岭村走过风风雨雨，许多苦难让今天的人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比如“六十还仓”。记者排名前列次听到这个说法，是在槐底村，但没有从史学专家那里得到印证。这次在尖岭村又听到一样的传说，或许，真的并非虚传。所谓六十还仓，是指老人活到六十岁就必须进入墓室，儿女可以送饭，也可以不送（槐底村说法是送一次饭，加一块砖，直到把墓封死）。总之就是不想让老人活了。这种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制度，槐底村民考证是出在周朝，原因是怕老人们足智多谋，容易造反。尖岭村流传的说法是嫌老人们没用。“直到有一天，微服私访的皇上坐车经过这里，遇上一个正要给老人送饭的小孩，皇上拿着一个葫芦问小孩：这里边有几个籽啊？小孩摇摇头，不知道。到墓地后，小孩就问老人，老人说：有两个籽，不信你让他切开看。小孩返回来告诉皇上，皇上当场切开验证，没错。从此认为老人并不是没用，就下令废除了这一制度。”孙珠贵老人说。

　　孙忠信老人记得，他小时候在村南地里（今天世纪公园位置）发现过疑似六十还仓的墓，砖砌得很完整，墓顶留有小口。槐底村也有村民记得，在村南发现过类似的墓。可惜几十年前，谁也想不到找什么专家看，这个历史之谜，只能寄望后人揭开。

　　生杀予夺掌握在别人手里，那个时代渐行渐远。不过，解放前尖岭村一直也不富裕，和槐底并称这一带的穷村。也是因为地少。孙珠贵家十五六口人，只有七八亩地。土改前尖岭村的一户只有一百多亩地。有几十亩地的就算是地主了。所以尖岭村有“三多”之说：要饭的多，光棍多，土坯房多。为了生计，尖岭村民在解放前后做各种小生意，最普遍的是“四大行”：捅脆枣，编栲栳，开粉坊，酿烧酒。

　　今年85岁的孙立志老人，小时候就捅过脆枣。方法是用一根特制的“冲子”，把枣核桶出去，然后把枣放在炉子上烤，烤干后用线串起来，拿到集市上卖。当时用炉火烤出来的脆枣还是很好吃的，但卖这个属于小本生意，赚不了多少钱。编栲栳（方言音如ke lao），是用柳条编一种圆锥形的桶，用于从井底打水。俗话说竹蓝打水一场空，但柳条经水泡涨后，不会漏水，经久耐用。

　　可以想像当时生产力的低下，浇地全靠一栲栳一栲栳从井里提水。为了减少蒸发，人们常常夜里起来浇园。就这样一年忙到头，能吃上一顿饺子就不错。

　　直到上世纪70年代，尖岭生产队因为副业搞得好，村民生活水平终于有所提高。当时村里主要的副业有：“拖大锨”（即装卸队）、粉条坊、豆腐坊等。上世纪70年代，村里一年能收入40余万元，并有了排名前列台14寸黑白电视机。

　　当然，村民真正富起来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一度，尖岭村办起了十几家企业，后来，又顶不住激烈的市场竞争，一家接一家倒闭。缺少收入来源，村民纷纷翻盖房屋出租，导致旧村急剧膨胀，诸多问题产生。今天，这些问题将随着旧村改造而解决。挥手告别存在了一千多年的村子，走进新楼之际，或许，几多感慨会涌上村民心头。

　　咱村也曾来过名人 聂荣臻走时留下眼镜

　　历史上尖岭村曾来过名人，村里老人们都说，1947年解放石家庄时，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在尖岭村住过。

　　“聂荣臻就住在我家对面，我哥哥陈假妮家的南屋里。”追寻这段历史相当困难，人人都知道大概，人人都说不详细。记者最后终于找到一位亲历者，她叫陈双兰，今年82岁，陈假妮是她堂哥。当时陈假妮（大名陈老书）家在尖后街路南，陈双兰家在路北，两家对门儿。陈双兰记得，聂荣臻的部队是阴历九月来的，不到腊月就走了。当时没人知道陈家院里住的是聂荣臻，走了以后才知道。

　　解放军打仗修工事，时不时到陈家来借个铁锨、锄头什么的，陈双兰家的门板，还曾被借去用于做地下工事的简易顶棚。解放军战士来必亲切地称陈双兰母亲为“大娘”，走必将所借物完好奉还。孙忠信回忆说，解放军来之前，有谣言说他们“青脸红花、锯齿獠牙”。结果来了以后大家发现，和我们一样，吃玉米面饼子，穿补丁衣服，对老乡还挺亲切。陈双兰说，聂荣臻走时，留给房东陈假妮的父亲一副茶色水晶眼镜作纪念，这在当时可是相当高级的物件儿，可惜几十年过去，陈家后代不知道把眼镜弄到哪里去了。

　　尖岭花会独树一帜 “背歌”失传今人遗憾

　　尖岭村还有一种别村没有的艺术形式：“背歌儿”（音）。这是一种花会艺术，没有人能讲得出来它起源于何时、尖岭村民从哪里学会，只知道，这个玩法别村没有，仅此一家。

　　根据孙珠贵等几位老人的共同回忆，背歌儿玩法如下：一大人一小孩成一组，大人单肩扛一个木架子，架子底端如同一个小板凳卡在肩上，当然也要加布带绑在身体上以固定。“板凳”上插一根竖直的铁杆，铁杆底部有两个脚蹬，中上部有一个半圆形铁圈。小孩踩住脚蹬，靠住铁圈，铁圈两端系布带将孩子身体绑牢。然后，外穿戏服，罩住铁杆。大人将小孩扛起来，远看看不出铁杆、铁圈这些道具，如同小孩站在大人头顶上方表演一样。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背歌儿就是将简化了的戏曲和简化了的杂技相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参演的孩子十来岁，他们画脸谱，穿戏服，有锣鼓伴奏，但不表演整出戏，不说话也不唱，只表现一些戏中的片断场景，比如姜太公钓鱼、张三跑马等。前者拿一个鱼杆来表现钓鱼的场景，后者小孩身背一串铃铛，手挥马鞭，模仿跑马的场景。大人不画脸也不着戏装，在下边随着锣鼓声扭八字走出节奏。

　　过去这一带时兴“演街”，各村串着表演，尖岭村的演街往往是前边锣鼓开道，后边武术表演（当地人称“耍架子”），最后背歌儿。据孙珠贵老人回忆，背歌儿大约在上世纪50年代消失。今天，能说清背歌儿是怎么回事的人，。据槐底街道办事处文化站马树华主任回忆，大约在1988、1989年，村里曾想恢复这一艺术形式，但是现在的成年人嫌背歌儿扛一个几十斤重的孩子太累，小孩们又对传统的东西不感兴趣，所以没弄起来。“其实过去的花会艺术，既是一种娱乐，也是一种健身。现在时代变了，人们追求新的健身方式，追求新的娱乐，但身子骨却未必有过去的人们硬朗呢！”马树华说。

　　记者手记：消逝得太早

　　按说尖岭村拥有两处省级文物，在记者目前所知石家庄的城中村里，到这个历史文化大村访古，应该很容易找到感觉。其实却恰恰相反。一切关于过去的记忆，都无比模糊，有时一件事情翻来复去找好几个人，却难说清楚。或许，因为那些历史消逝得太早。

　　历史总是一面镜子，折射过去指点现在，什么都要辩证地看待。村庄的历史也是如此，对于尖岭村过去村民的生活状态，尽管采访时力求翔实，但依旧没有清晰的印象，村志编写成员走访多位老人，也只是收集到了一些零乱的碎片。

　　不过，老村终究是老村，在一切都模糊下去的背景下，汉墓和大佛，却地凸显出来。尤其是那尊大佛，看过了，才知道村民为何如此爱惜。当那些老太太诉说她们雨夜哭着护送大佛移位时，记者也不由得鼻子发酸。当村庄以高楼露出新貌，大佛也在新的大殿里露出新姿。那块高楼下小小的绿地，应该到了散发更多光芒的时刻——让所有人都认识一下：珍贵的文物，古老的历史，不在别处，就在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