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焦点网专访卓达集团总裁杨卓舒先生

　　2010年9月13日晚，搜狐焦点网石家庄站作为石家庄媒体，与山东卫视、搜狐焦点网威海站联合采访卓达集团总裁杨卓舒先生。

　　记者：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各个媒体一直在非常关注您在蓬莱、在文登打造的蓝色经济半岛区域，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初衷是什么吗？

　　杨卓舒：总书记提出“蓝色半岛经济区域”是我们已经在山东开发一年之后提出来的，我们当初到胶东沿海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卓达自身的发展模式——产业地产、需要规模，那里有大量闲置的滩涂地，这是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它得具备生成一种产业的基础，如果这里不具备生成一种产业的基础，那么即便有大量的赋闲土地，也很难实现我们那种开发模式。

　　那里的产业基础是什么呢？整个胶东半岛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是走在前列的，整个经济基础是非常雄厚的，特别是当地政府非常看重发展现代工业、装备制造业，尤其是这个30万吨大港。文登政府利用一个旧港的基础，要把它发展成一个30万吨的大港。这和我们所谋求的一个现代的、朝阳的、符合国家未来产业政策的、有着远大前途的产业，并且以此为基础、为前导，拉动起一个城市来，完全是不谋而合，完全是符合我们的追求。所以我们很快就在那里签约、动工。

　　记者：那么用了多长时间？

　　杨卓舒：从签约到开工，海港只用了10天时间，10月12日签约，10月22日动工。山东整体上效率是高的、务实的，特别是威海、文登，政府高度务实，效率非常高，以至于有的省的省委书记都以此为例。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环境。

　　记者：有没有人会认为您用10天的时间就迅速决定一件事情比较盲目？

　　杨卓舒：应该说谋求一个大港在我的主观追求之中，至少是10年以上。记得在1998、1999、2000年，在北京一些学术讨论会上，当时正提西部大开发，所以也涉及到中国的资源问题，我们到底是地大物博还是地大物薄？我们资源到底是丰富的还是贫困的？期间，我有过几次发言，其中一个就讲到我们资源的贫困。第二，讲到我们国土面积虽然很大，960万平方公里，但是有三分之二是不宜居住、不宜生存的，尤其是一些战略资源，石油、天然气、铁矿粉。这里我要说一下，铁矿粉是钢铁的粮食，钢铁是工业的粮食，也是现代社会的粮食。我们国家的铁矿粉在10年前统计就已经预测到了只够国家发展的5%，95%要靠进口，这就带来几大问题：

　　排名前列，我们国家需要一大批优良的大港，以满足进口的需要。第二，我们国家的冶金产业布局，除了特种钢，因为它是用原钢再生产新型的钢，比如板材等。只要生产原钢的，直接消耗铁矿粉的，成规模的，必须搬到临大港区域去，否则的话，无论是澳矿、巴矿，还是其他几个矿种，来到了中国，一上岸卸到了港口，然后再装上火车或者汽车，经过几百公里上千公里长途跋涉，成本要增加多少呢？成本要增加600—800元，甚至1000元。钢铁以10年为例，平均的利润能达到120—150元，如果临港的冶金产业成本能降低800元，非临港的冶金企业铁矿粉的运输就要增加600—800元，它没利润可谈，就会注定被临港的冶金企业吃掉。10年前的一些推测、预想，后来已经被首钢、被其他一些钢铁企业所证明，更被后来的形势所证明。这是关于选择大港的一个原因，它不是10天，而是10年。

　　第二个原因，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我们的分工就是国际加工厂，努力争取做国际加工厂。这个国际加工厂有两个基本特点：排名前列，高科技的东西是非常少的。我为什么强调高科技的？如果是高科技的产品，附加值极高、产品体量小、消耗资源小，空运就可以。由于在国际分工当中是国际加工厂，高科技含量是低，所以决定了体量很大，商品附加值较低，不能空运、陆运，唯有航运为主。航运就需要码头，就要大码头，而我们国家现在已有的这些码头、港口，绝大多数都已经被城市所包围，它没有相应的腹地了，没有相应的发展空间，所以需要新的大的港口。这也是我们选择在文登上30万吨大港的一个特别重要原因。

　　整体来说是战略资源问题，国家产业布局问题，中国产业在国际中的地位问题，大量出口的贸易所需要的运输渠道问题。所以这个港口是期盼了很久很久，所以一听当地要造30万吨大港，我们立刻就把它接了下来。

　　记者：也是您长久的一个梦想和规划，对吗？

　　杨卓舒：是这样的，“大港梦”，做了10年的大港梦。

　　记者：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文登项目是再一次体现了您产业地产的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和一种情怀？

　　杨卓舒：应该是这样。产业地产是我们卓达努力追求的一种模式，在文登，海港本身会拉来冶金产业板块、临港工业园板块、临港的特大物流板块，这是典型的产业。预计最保守会有30万产业工人在这里聚集、创业、生产和生活。那么30万工人，上次采访中我曾经讲过，这就是要有上百万的人口，30万个家庭，这就是一个城市。

　　加上我们国家西北（也包括华北、东北）,很多地方生态正在恶化，这是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当然国家政府也在全力阻止、扭转它，但是这个现实已经开始出现了生态移民。比如说山西，从一些县到市，尤其是资源性的地方，地下的煤挖空了，暴富者比比皆是，加上地方开始炼焦炭，污染极为严重，已经到了没法生存的程度。所以这些有钱人开始向外地，向海南、京津，包括向山东寻求自然环境好的地方，去找自己新的生存空间。这是一大批，他们手上握有强大的购买力。

　　因此说，在产业工人的消费下，这个城市有强大的购买力基础。加上环境移民、生态移民，加上我们要把它打造成中国夏都，那么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人们对避暑的要求远远胜于对避寒的要求。我坚信，并且现在事实已经开始证明，这里将是一个新兴的城市，有着强大的产业基础，海港是火车头，是推进器，是螺旋桨。这种情况下，建一个城市，建一个可以容纳100万、200万人口的城市，地产不但不会有泡沫，而且是一种必须，因为如果你不建，那么产业工人就无法生存，这也是卓达产业模式要以地产为前导、为基础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所以我说过，无论地产市场怎么变化，我们只要坚守产业做前导、做基础，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就是永恒的，就是必须的，它不存在什么泡沫的问题，是你不建不行。因此说文登这个项目也是我们一个比较典型的项目，比较典型的地产模式、一种实践。

　　记者：您与山东省的这次合作，中间有没有什么小故事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杨卓舒：960万平方公里土地，30多个省市，你说哪里不好？哪里都好。因此不能说别的地方不好，哪里都好，但是山东更好，胶东半岛尤其好，文登特别好。

　　排名前列好就是这个班子，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务实、效、最敬业的班子，市委书记王亮非常典型，我说这个人除了工作别的啥都不懂，我们喜欢这样的环境，因为他就希望大企业来能做成事，他就关心开发进度，所以我们省心，不需要经常在一起吃饭，可以一年不见，可以不喝酒，可以不往来，大家关心的都是项目、规模、进展、投资力度等这些，这是我说的排名前列个印象。

　　第二，民风之纯朴，待人之厚道，这不仅是个重要的投资环境，而且也是一个幸福指数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我一再讲，当你生活在一群刻薄、寡情的人群当中时，你再有权势、再有财富，你也不会幸福。因为人是排名前列环境，就是黄金作屋，宝玉铺地，但是人不行，你仍然是痛苦的，你不会有快乐的感情。在山东，在胶东半岛，在威海，在文登，在荣成，我找到了这种快乐的感情。不论是在路边停下车来，到地里买水果，当然不是说老百姓白让我们吃就是好，但是那种厚道、质朴，还是停车询问一些情况、问路，看到的目光那种善良，那种润泽，那种热忱，我感觉到没有距离，就像回到东北故乡，就像见到了老熟人、见到了发小，我感觉特别愉悦。

　　我们修这个大港，几百辆载重车，并且全部超载，荷载40吨的拉到60吨，昼夜不停，川流不息。千岛镇上刚修了一条柏油路，公交车刚通，我们的车上去了，不到一个月，路就彻底废了，我们还要走，我们就往上面倒各种各样的沙石料垃圾，路平空高出来了将近1米，成为了一道堤，我们的车可以走，但是小车和公交车都走不了了，只能被迫在边周便道上走。我认为这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就会被堵，但是这里没有，我们照样往前推进，几百辆车照样川流不息，照样昼夜不停，所以我甚为感动。

　　因此我也说了，卓达在山东、在文登造不好这个大港，开发不好这个新城市，我们对不起当地的老百姓，我们有负于他。所以我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更加兢兢业业，好好工作，把事情做好、做成。当然，我一定会给这个镇重新修路，包括图书馆、养老院、学校，都要重造，也一定要让这个镇成为全国最富的镇，因为它守着一个大港。当然，无论怎样说，离开了这个镇的老百姓，离开了这个镇的党委和政府，我们的大港是没法建的，因为你这些东西不能空运过去，老百姓堵你也有堵的理由，你可以另修一条载重路，为什么走我们的生活用路？所以我非常感动。

　　第三件事，讲一件特别细小的事，我们大港宣布动工的第二天，我陪着一些客人到港口离岸处，有个子，我在那儿给讲解、介绍，其中也包括有国际金融机构。这时候有个老百姓推着个自行车在那儿听，我一想这涉及到公司的战略问题，不宜让他听，我就叫人过去劝一下，看能不能让他走。一说，这老百姓说了声“对不起”，推着自行车就走了。我一看这老百姓这么好，就叫人到我们车上提了两口袋我们卓达生产的文化扑克送给他，老百姓推了半天，最后接受了，就领着我们的秘书杜强往一片地里去了，我说这干什么去呢？走到地里才知道，这个老百姓就在那里薅萝卜，给薅了很多，这萝卜太多了，一个人拿不了，又去了几个人。我一看这么多萝卜，这老乡开始推车子往家走，村子就在前面，我告诉杜强拿100元快送给人家。杜强是当地人，他说100元他肯定不要，我说不行拿50元吧，他说拿20吧，拿了20元钱，当老乡发现拿20元以后，骑着车子就跑，杜强就追，一直追到村里面，非常受感动。

　　包括我们天津集团的陪着天津市、武清区的一些领导到山东去，到我们那块儿，在路边一边问路，一边停下车来吃苹果，原来说我们要多买你们些苹果，老乡说你们吃吧，买不买都无所谓，人来的也多，一个中巴，六七辆小车，等吃完了才发现车上已经装了满满的东西，拉不了苹果，就能装4箱，老乡说没关系，你不买都没事，那么多人，吃了那么多，最后我们天津集团的说买你160箱，回去分，你给塞好。实在不好意思就那么离开，这老百姓还一直在说，“如果你不是真心需要买苹果，我就不卖给你”。

　　我特别看重这些，人好。所以山东在改革开放前是全国最穷的省，不穷能闯关东吗？到改革开放后，现在成了全国最富的省。邓小平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部分人首先是让这些质朴、厚道的好人先富起来，所以山东人先富有山东人先富的道理，这符合天理。我们很多员工都说没娶媳妇的要娶山东姑娘做媳妇，没嫁人的要嫁给山东小伙，愿意在山东安家，在荣成、在文登安家。

　　记者：我可以理解为您对山东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里面吗？

　　杨卓舒：是，我等于回到了故乡，没有距离。包括生活，大葱、大酱、煎饼、炖菜、贴饼子，我们东北也是如此呀。

　　记者：有特别深厚的感情？

　　杨卓舒：特别深厚的感情，我现在就是山东人，山东东北人。

　　记者：这个项目对于卓达来说有无战略意义？它的战略意义在哪儿？

　　杨卓舒：这个项目本身是个战略性的项目，一个企业如果没有战略性项目，严格的说，这个企业不会长久，因为你再零散的项目，它只是一单单的业务，一单单的业务只是无数的小舢板向一起累积，无论量有多大，它不会发生质的变化。说可以从量变到质变，这句话缺少一定的完整性，有些东西永远质变不了，一杯水是水，无数一杯水还是水，不会因为水多了变成冰、变成粮食，不可能的，它是在一定条件下，量可以变成质。

　　战略性项目具备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规模，这是必须的，规模达不到能够持久开发、持久享用，并且由这个规模衍生出新的规模、新的效应。比如说，现在可以断言的是一个大港可以带来冶金板块、物流板块、临港工业园板块。临港工业园板块，我以它为例来说，造航母，造30万吨的巨轮，一个推进器加轴承是900多吨，你在内陆任何地方都无法生产，生产了以后，任何一条铁路和公路都无法承载它，也没有那么大的车，它只能临着海港修，直接通过铁路推到船上去，由大船把它运到一个新的大船船坞去。

　　但是你知道，这样一个临港工业园区来了以后，它的上游企业、下游企业要带来多少？它不光是这一个板块，一个冶金厂，年产上千万吨的大规模的，它的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直接关联、就近衍生出来的，得有五六十个、七八十个。更何况一个生机勃勃的新的城市出现了，那么这个城市，你既然要造城市，那就不是凭空吹的，不是你自己做广告，它的教育指数、健康指数、医疗指数、卫生指数、治安指数、环境指数、人均寿命指数等，包括就业指数，都要求。

　　这样的城市具有极强的吸附能力，它会带来很多你现在根本无法预想的东西。因为中国600个城市，所谓招商引资是城市和城市之间在竞争，在互相吸附，不是把别人吸附来了，就是自己被吸附走了，在这样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动力、一种活力，都争先向上。这个新型城市就是强大的吸附能力，于是被它吸附来的这些，我们称之为衍生的，不是它本体的，它所衍生出来这部分往往大于它的本体，这是战略项目一个很大的特点。

　　还有一个，战略性项目一定得符合国家的未来，一定得是朝阳的，否则的话，它没有前途，谈不上永远享用、长久开发。那么，海港，这是我刚才讲了，从国家大的战略格局，包括我们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来决定的。我们临港工业园这几个板块，也包括现代装备制造业等，都是国家重点扶持的。

　　战略性项目还有一个特点，它不一定是100%完整的被复制、被克隆，但是它具有社会模型的意义。一个企业对这么大国家不会起什么太大作用，卓达别说造一个海港、一个200万人口的城市，就是造十个，能解决中国什么问题？但是它具有了社会模型意义以后，它可以被复制、被克隆，它可以被很多企业重新去做，这也是战略项目一个必须具备的特点、条件。

　　所以有了战略性项目，它的产出是源源不断的、永不枯竭的，并且以它为支点，可以连绵不断的去获得新的开发机会。文登这个项目完全具备这样的特点，具备这样的条件。

　　记者：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产业地产”这个词被人们广泛的提到，但是我不知道，在中国这个行业中，您是不是排名前列个做产业地产的人？您认为中国的产业地产有没有领军人物？如果有的话，他是谁？

　　杨卓舒：你说这个概念是我的发明创造？

　　记者：对，我好像闻所未闻。

　　杨卓舒：没有依据凭什么说是我的发明创造呀？万一是别人的呢？这不等于贪他人之物为己有吗？

　　记者：您在这个行业应该算是一个先驱者吧？

　　杨卓舒：是不是还有别人，我自己孤陋寡闻，不知道？产业的准确定义，商业算不算产业？它应该不算产业。应该说一直在追求，一直在努力，一直按照这个模式去发展，这是卓达，应该算，如果有一批这样的企业，那卓达算其中一家。但据我所知，现在还没见到有这样成规模的。而且我一再说，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没有任何资格要求别的企业也这样做，每个企业有每个企业不同的特点，人家那些纯粹做房地产的，做得非常精粹的、非常优秀的企业很多，做得非常成功，做得非常好。

　　记者：我发现好象您并不羡慕他们？

　　杨卓舒：首先羡慕也没用呀。第二个，各个企业有其特点。特点，就像人似的，人、物、事，世间所有的一切，我认为特点才是特别重要的，这一个，如果都一样，也就没意思了。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生命力，在企业来说就是原创、独有，竞争力核心部分，个性化，填补少有。所有这些都是必须的，如果所有企业都一样，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一样，人都一样，也就没了活力、没了生机。

　　闲聊几句举个例子，我妹妹家的孩子，很聪明，学习也很好，但是今年成绩不如往年，从最滑了下来。我说你看，全国所有聪明的孩子和不聪明的孩子都拼命想考好，如果你跟别人一样拼命，你总要考到全国，你也不过如此。你怎么办呢？应该是上中等的学校，上中等的成绩，然后发展你自己独有的东西，健康，别人高度近视，你不要高度近视；别人驼背，你不要驼背；别人老生病，你不要生病；别人只顾自己，你知道关怀他人、关心他人；别人是自私的，你应该怀有公心；别人是懦弱的，你要勇敢；别人被娇生惯养，胡乱花钱，你应该是俭朴的、扛糟的、粗大拉的、扛折腾；别人可能批评一句，想不开就自杀了，你应该是嬉皮笑脸的活一生，活到最后，坚强、乐观，一个优良的品格。再一个，永远学习，自我学习，多看课外的。你靠这些，这是永不被剥夺、最有后劲的。而且它是不断发展的能量，和你卷子上的100分比，那100分就显得很苍白了，都考100分的学生都一样，他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我成绩考个上中等，在一个上中等的学校学习，但是我其他方面是100分，非常优秀，将来你就会大有作为。因为别人所应该必须具备的东西，为了考试都不具备了，你却具备了，而考不是最重要的，你恰好把这块儿适度的放一放。企业和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做人、发展、学生，道理都是一样的。

　　记者：很多人都挺好奇的，您好象是93年下海经商的，很多人都挺惊讶，您为什么放弃当时的铁饭碗？

　　杨卓舒：这个可能和个人性格有关系，因为我从少年起，就有一种非常懵懂的，这可能和青春期生理冲动加心理冲动相结合的，加上读了很多《杨家将》、《岳家军》、《七侠五义》、《三侠五义》等中国这些书，一种英雄欲，一种所谓的远大抱负，一种向着远方，这非常浓烈。等进入了青年，那时候又读了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此就狂热的迷恋上了马列主义，我曾经用7年通读马列全集，37卷本加一卷修订本，比我站起来还要高，有些是非常难懂的。一直到粉碎四人帮，《资本论》我读了6遍，你想想，那时候精力也充沛，天天到凌晨6点才睡，早上又早早起来。还有27个问题没读懂。等到后来改革开放了，豁然开朗了，原来马克思是讲剩余价值，让大家起来造反。但是在那个时候，一种理想主义，特别是在大庆油田，充满激情、献身精神，是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做榜样，在玻璃板下面压着，“人的一生是应该这样度过的，不因什么碌碌无闻而羞愧，把我一生献给了壮烈的共产主义事业”。朋友分别的时候赠送的都是马列（的话），上面写的都是互相勉励的话，是发自肺腑的，发自内心的。很多人后悔，下乡后悔，吃苦后悔，那时候说傻乎乎干的后悔，我从不后悔，虽然非常茫然，那时候还相信世界上有三分之二受苦的人。我跟他们讲过，我们机关有个特别漂亮的女孩，身高1.72米，那是一个时代的美女，机关本身女的就少，那么多人追求她，谁都不理，她追求我三年，你说我怎么想？我想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的人，我还要加入布尔什维克，还要解放全人类，我怎么能想这些事呢？这是真实的想法。后来她伤心远离，永远都不想见我了。一直到十一二年前，才千辛万苦找到她，说起往事，但是我不后悔，因为当时是纯真的、是挚诚的，而且我非常怀念那种生活。

　　后来就一心想从政，把自己献给国家，写千古不朽的文章，做很大很大的官。从政和做官是两回事，从政是一种崇高的职业，是一种选择。但是我的性格做不了，也可以解释为个人涵养不行，就像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的修养达不到，不高兴的时候就得说，就得骂，不高兴的时候就得表现出不高兴，这不行，个人主观意识太强。所以想马上40岁了，再这样下去，也不是没前途，当时机关通知我和另外一个女干部，40岁以下的正处级就我们俩，到中央党校学习，我们可以很快提副厅、正厅。

　　所以我决定选择了房地产，因为我一直认为一个公民，一个党员，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岗位上给自己的国家在做一些事情，要为自己生活，没有必要。在报社期间，我主持编写和我写的书，稿费就已经非常丰厚了，走的时候，我跟报社算帐，当时欠我40来万稿费，那个年月稿费40来万，17年前，那是很大一笔钱了，我都没要。何况为了自己的生活，房地产干两年就可以不干，永远的花不完，因为它毕竟规模大。你说崇高，说你为了这个社会，别人会认为你是作秀；如果不说崇高，自己千辛万苦拼命地工作，你说为了什么呢？我还说一个人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微乎其微，但是我尽心尽力了，我努力了。

　　记者：做这些项目，您所谓的产业地产的项目，像这样的模式是什么时候开始确立的？

　　杨卓舒：这应该是在10年前，不知道陈总陪你们看了服装产业园了吗？

　　陈 松：看了。

　　杨卓舒：10年前，甚至在十几年前我就开始一直谋划，河北是产棉大省，优质棉的集中产区，国家在50年代，前苏联援助中国157个厂子的时候，有7个厂子，加上印染厂等，9个厂子布局是现在的石家庄棉纺，就是考虑河北是棉产地，然后又生产布匹，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没人计较这个，布匹实际就是原材料，比棉花就进了一步，产业链多了一环。但是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河北是产棉大省、产布大省、产服装大省，也是服装出口大省，唯独是利润小省，为什么？没有规模，没有品牌，没有附加值，一个T恤，小厂子生产，才9.5元、10元、11元，哪有什么利润呀？

　　我当时一直在想，为什么不把石家庄、把河北的产布优势变成终端产品、变成服装？一直在谋划，两三年后开发区有一块非常边远的空闲地就在那里，今天那里仍然是比较边远的。我就把我的想法说出来，当时政府很高兴，和我们签了约，决定给我们9块那么大的土地。我要把它造成世界的服装产业基地，衍生出服装设计、人才培养、服装表演、服装物流、购物。在加拿大北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有一个内含三个五酒店、几个大游乐场的，一个集商业、游乐等为一体的，它不生产服装，但是全世界服装24小时之内一定到达它那里，所以它成了全世界女性采购服装（继香港之后）一个档、最集中的地方，世界几乎所有影星，包括你们主持人，绝大多数都要到那里去逛，它已经不光是个卖服装的地方，它是个综合艺术体。而我们这里是以服装生产、设计、人才培养等做基础，它应该出现一个世界的服装产业基地。我们按照这个规模做了，排名前列块起来了，侯宝林相声讲了，把电棒电门打开了，我们顺着光路爬了一半，电门被关了，于是撂到这块儿了，非常遗憾。这是产业，这是最初的产业追求。但是，尽管它给我们带来了特别大的伤害，我做产业的这种追求一直没有停止，这也是在文登非常自然就完成这样一种布局。

　　记者：您有几个理论挺被世人津津乐道的，能跟我们讲一下吗？首先讲一下“无中生有”，这和我采访过所有的企业家的观点都极其不同。

　　杨卓舒：所谓“无中生有”讲的是什么呢？它的前提是，企业和企业家是做什么呢？企业的“企”是一个人站着，抬高脚跟，在努力，在远瞻，在向上。

　　企业和企业家的定义是一个组织、一个人，把资源从产出较低的位置向产出较高甚至很高很高的位置去转移，这就是企业和企业家。如果你用了10万元的原材料，造出一部汽车，只能卖十万零六千，你这个企业注定是没有生命力的，注定要被淘汰的，这个汽车品牌注定要死亡的。如果你用10万元造汽车的原料，还是这些钢铁、铜材、线材，加上软件等，你能生产出奔驰、宝马来，能卖100万，你这个企业就注定是世界的。我在讲暴利问题（的时候），也曾经以它为例，我在讲企业的责任和使命的时候，我仍然以它为例。

　　我们现在提倡低碳生活，提倡给子孙后代留下永远的生存基础，就更应该强调以极少的物资消耗产生巨大的效益，有巨大的产出。那么无中生有和它有什么关系呢？所谓“无中生有”，包括了创新，包括了独特，包括了填补少有，包括了限度的投入了智力。10年前我在写《论知识经济》的时候就讲了这个道理，其中有一段论述到了，当人的知识、智慧、智力范畴等这些资本在一个领域里占的比重越大，物质资源所消耗的越小，当智力资源所消耗的越小，物质资源就消耗得越多，相应产出就越低。

　　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么大一块铁，能打成一把镢头或者一把镰刀，它能卖多少钱？但是就这么点一个东西，一个金属片，有点其他东西，这就卖好几百，有更高级的要卖好几万。所以无中生有，它的本质上是以最小的消耗完成最多的产出，它本身包括了我刚才所一再强调的创新，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这也是整个中国经济能够逐渐赶上世界先进国家，也是中央政府所提倡的创新。一个民族不能创新，如果总是依靠大量的消耗原有的资源，总是依靠大规模的投入，注定是落后的，是没有强大活力的。所以创新。所有的创新都是无中生有，我们所使用的这些东西哪个不是无中生有来的？

　　记者：终于明白了，还有一句话印象挺深刻的，我刚才也在跟我们编导在讨论，您说要像搞政治一样去搞一个企业，要像管理一个企业一样去管理一个国家，这当中深刻的含义是什么，您的理解是什么？

　　杨卓舒：你看我们卓达有党委，我是党委书记，这显然是个政治范畴的东西。我们所讲的政治，的政治是什么？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老百姓的利益，包括发展生产，包括以人为本，包括构建和谐社会，包括社会稳定，也包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等这一系列。我认为卓达是讲政治的，我认为我们党的所有号召卓达都是坚决响应的，都是积极响应的。我们做到了逢灾必救，说100万、200万、500万、800万，它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是哪个企业都不这样做，都解决不了问题，谁都不捐，它不光是个钱的问题，这个国家就冰冷了，生活就变得黑暗了。我们捐就说明，我本身是共产党员，我们卓达有党组织，中央着急的、要救灾的，我们卓达就尽我们的力量，尽管我们的力量非常有限，这不是讲政治吗？这是讲政治。我们所管理和服务的社区，没有重大刑事案件，说一丁点治安案件也没有，那也不实际。在我们石家庄九个社区当中没有丢过一部汽车，你问问别的小区情况，我们丢过一两部电动自行车，从此永不再丢。在我们九个社区（石家庄）有十多万人，居住、创业、生活在我们这里的十几万人，对卓达的印象有口皆碑。你想想，这十多万人对自己所生活的这个社区都非常满意，他最后不认为是卓达，他感觉石家庄很好、政府挺好。相反，有的社区开发商开发完了金蝉脱壳，卖的时候承诺得天花乱坠，卖完后找一个物业管理公司接了。物业管理公司把这个开发商拖走以后，然后转身再卖给另外一个物业公司，这个公司也消失了。人们住这里，治安问题、环境问题、维修问题、物业费等等这些问题来了以后，初始他要骂开发商，时间略长一点就找政府，他认为社会有问题，他认为政府有问题，这是什么问题？这是政治问题吗？

　　我想，所有开发公司开发的所有小区如果都像卓达这样，人们住在这里都是安居乐业的，都是满意的，人们对政府就满意，对社会就满意，对我们党就满意。我们卓达捐助的失学儿童、残疾人、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包括出现重大灾难的地区，人们不会老记着卓达，甚至人们不知道卓达是谁，人们认为这是党和政府把温暖送给他们，这是突出政治不？这就是讲政治。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一直没有解决自觉献血的问题，到处缺血，没有血，有重大疾患和重大意外伤害就只能死亡。我可以自豪的说，中国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像卓达这样，符合献血的人100%连年献血，不需要奖励，不需要慰勉，没有任何特殊待遇，大家自觉。血站站长曾经感动得直哭，抓着我的手问你用什么办法？我说啥办法也没用，我的员工懂得今天把自己多余的给了别人，有一天别人会把自己多余的给自己，这是体现我们党的政策、体现我们党的号召。

　　我说了，社会应该公正的对待卓达，否则对不起我这几千员工十几年来所献出的巨大鲜血，这些鲜血累计在一起将是多少？所以我认为这是事实，这本身就是政治，政治不是空泛的。我们卓达人走在路上，路边的乞丐，哪怕是假的，也要求家长带着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停下脚步给予施舍，当然有更多真的乞丐，我们施以援手。乞丐被救助了，人们就觉得这个社会又好了一分，乞丐爬在路边，少个胳膊、少个腿在寒风中抖动着身体，在那里艰难的活着，没人管，那人们对这个社会就是另外一番认识，所以我说卓达是讲政治的，这就是政治。

　　关于像管理企业一样来管理社会，其实企业是个责任体，每个企业员工，当然我们正在改制，他都将成为我们的股东。其实全体公民就是这个社会的股东，所有的股东、所有的公民都应该关心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社会，但是中国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公民的自觉性。这是我一再讲的，你不能什么都推给政府，什么都依靠政府，政府有政府的责任，这是不假，但是公民应该尽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公民应该关心自己的国家。公民应该担负起公民自己那一部分责任来。这个国家好比一个大企业，所有人都有一份，所有人都尽自己的责任。

　　记者：看到您就很高兴，在身体极其不适的情况下还要陪着我们聊天。

　　杨卓舒：没事，我还想给你们讲几个故事呢。

　　记者：刚才您讲的那几个故事我们真的挺感动，尤其您说的看到老百姓那一段，其实有很多企业家已经跟他们离得很远的。

　　杨卓舒：应该这样，我们单位有很多特殊的规定。不许吃狗肉，吃狗肉就开除，为什么呢？因为狗除了不会说话，和一个孩子没什么区别，你为什么要吃狗肉呢？它那么忠诚。所以我向你们推荐两部影片，其中一部叫《忠犬八公的故事》，不知道你看了没有？一定要看。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没看这个电影，但是我很早就看了这个故事，据说是六七月份间上演的。讲的是日本东京一条繁华的街道，有一个银行的职员（但是电影怎样改变的我不清楚）养了一条狗叫八公。八公每天送他到公交车站，在这个方向向西行驶。晚上八公到马路对面去接他，风雨无阻，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有一天，八公接到这个银行职员以后横过马路的时候，八公想极力挽救他也来不及，就在这阴差阳错当中出车祸死在马路上。八公从此就卧在这里，不吃不喝，警察把它收走了，50里、100里、200里、500里，它还跑回来，不吃不喝，日渐消瘦。所有在街道上过的车都绕开，缓缓行驶，停车鸣笛向它致意。最后它活活饿死在这里。东京人每个人拿一分钱，因为不允许多拿，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欲望和权利，给它建了一个忠犬冢（一个墓）。这是我大约二三十年前知道的故事，在6月份的时候我听说这个拍成一个大片了，拍得特别好，特别感人，但是我一直没看。所以怎么能吃狗肉呢？蒙古族这一点就特别好，不吃狗肉、不吃马肉。

　　记者：你们公司还有什么比较特别的规定吗？

　　杨卓舒：我们公司特别的规定，男人任何情况下不能打女人。

　　记者：这你也要管啊？

　　杨卓舒：当然要管了，这是大事。在很多企业不当一回事的在我这里都是大事，男人不能打女人，除非女人要杀他，他把刀、枪夺下来，剩下就不能施以暴力。我们单位男人打女人那要开除的，那是大逆不道的。

　　记者：会不会有人感觉您管得太多了吧？

　　杨卓舒：我想不会的，因为这都是需要的，生活不都是这样吗？儿媳妇不孝敬公婆也要开除，儿子不孝敬父母的也要开除。

　　记者：这个以什么为标准呢？

　　杨卓舒：只要接到投诉，只要不管，这个是谁都清楚的。老人病了，谁都不出医疗费，谁都不赡养，这还不清楚吗？这些都是所坚决不容的。我们有100多条是任何企业都没有的规定，这些规定看似都是生活琐事，但是我认为这是的事，这是生活，生活至上。大家工作、大家奋斗、大家挨累也是为了生活。如果一个企业不能管住生活中很多问题，那么这个企业也是不可爱的。如果企业纯粹就是一个工作的机器，这个企业也不值得留恋，也不可爱。在工作上我们这个企业是六亲不认的，非常严厉。因为工作当中大家都是符号，就像冯导一开机就下令，所有人都是符号，镜头一收，大家又回归原位了。一个单位就怕工作上大家都没原则，而生活上却形同陌路，这个单位就完了。所以我所倡导的是工作上六亲不认、严厉、严格、严肃，但是生活上关怀、温暖、浓浓的人情味，而不是刻意营造的，生活就应该是这样。你看我们的职工食堂应该是办得非常好的，这是大家公认的，比全国的食堂都要好。为什么？因为我长时间吃食堂，我深知食堂是职工的半个家，加上宿舍。有大学生在这里实习，写了篇文章登在卓达人报上，我们人力部有人说这个学生素质真低，我说低吗？写的是《我深深爱了上卓达食堂》，我说这个学生素质非常高，爱上了卓达食堂比空洞的爱了上卓达要好得多。说哪都爱，我就不爱卓达食堂，不爱卓达宿舍，卓达也不可爱。卓达的可爱是通过食堂、宿舍，包括洗手间，包括我们的楼道，包括人和人之间一些细小的东西来组成的。我在单位给我们员工起了200多个外号。

　　一个单位如果说冷漠的、虚伪的，隔着厚厚的一层的，有着很大间距的，这个单位是冰冷的、灰暗的。因为你在这里至少要工作八小时，早上起来你还要忙碌两个小时，早上起来你一想我还要到这里去挣钱、去谋生，你的心“咯噔”一下，这两个小时你不会愉快。然后在单位工作八个小时，十个小时过去了。回家的路上，有时候还加班，你还要把这些不愉快带回去，带到路上，带到家里，甚至带到梦中。在单位不快乐，注定你是不幸福的，八小时之外不能给你幸福。因为你消耗了你大部分幸福的时间。工作是愉快的，单位是幸福的，你生活也未必是幸福的。你在单位很愉快，一想要回家走，“河东吼”在等着自己，或者又有什么一大堆难事。更何况你在单位再不愉快，所以应该营造一个愉快的环境、愉快的单位，大家共同生活在这里，工作在这里。这样的单位才值得留恋、值得爱，否则的话没有意义，没有意思。

　　深圳一个单位（台商的）频繁出现自杀，当然他有他的一些特殊原因，有一些社会背景，也不能完全怪那个厂。这个社会青年人二十来岁，已经没有了远大抱负，没有了一腔热血，为屁点事就自杀。像我们卓达的员工，你给他自杀费，教他自杀方法，你动员他自杀，撵他去自杀，他都不会去自杀，他怎么会去自杀呢？所以我们要设一笔自杀奖励资金，死后自己来领，再讲自杀108种方法哪种最合适，再搞个自杀论坛。它有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人总要生活在一个社会群体当中，哪怕你就是无业游民，啥也不干，但是你也有你的一个圈子，打麻将的、跳舞的、做健美操的、闲聊天的，它总是个社会圈子，企业就是更加有形的圈子。这些组织都能够尽自己的责任，都能够办得温暖、和睦，让大家在这里开心，这个社会就是可爱的。如果有一些组织冰冷、灰暗，让人绝望了，那可能这个组织里产生的人可能就要报复社会，要走到另外一个方向上去。人总是处在两可之间的是多数，橘生淮南，枳生淮北，看什么样的环境。

　　所以说办卓达，我认为组织一个好的团队，大家都是一些善良的人、向上的人，这比卓达拥有多少资产要重要的多，否则这个企业将没有意义。

　　搜狐焦点网记者：我看到您一些管理理念，让我深深的产生着怀疑，在这样的管理理念之下，您卓达的员工为什么仍然这么爱卓达？首先您说“卓达的一草一木都姓杨”。再一个，归属感这么强的一个氛围之下，您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或者说员工要怎么释怀这句话？

　　杨卓舒：“卓达一草一木都是姓杨”这是有背景的，是在没有改制之前，直到今天没改制之前，它依然如此，这是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它还有另外一句话，我讲的是天下为公，卓达为公，卓达同时又是所有员工的。我非常敬业，这是公认的，但是事实上，我们有很多员工比我要爱卓达，比我要更加珍惜卓达。有不少员工已经三代人在这里，他的父母曾经在这里工作，或者父母从老家接到这里来，在这里有的做点小生意，有的就在这里颐养天年了。来的时候还是个毛孩子，在这里娶妻生子，孩子又上学了，已经三代人。大家爱这个企业，珍惜这个企业，很多人在很多情况下比我对卓达的感情要深的多。并没有说这个企业还没有改制，我是他的所有者，没有这样。大家都知道，卓达属于大家的，是所有人的。而我的内心深处也是做好，必须做好，我敬业这也是原因之一，我不能对不起大家。

　　我曾经有过重大失误，像服装产业园，像后来国际会展中心等等的。当然客观上是别人坑了我们，但是我有主观上的原因，被坑不能完全怪别人。我就说我们要改制了，可能拿出5%、10%、20%，如果拿出10%分给员工们，我们现在是200亿资产，去掉100亿，算100亿净资产，分10%是10个亿。如果我没有那些失误，那我们现在就是1000亿。如果1000亿拿出10%分给员工，那就是100亿。所以我失误的地方，公司重大失误完全归罪于我、归过于我，而卓达能有今天是所有人共同拼命的结果。我是发自肺腑的，所以我这样讲也才符合实际，对员工才公正。你不能说什么都是杨总一个人的英明、伟大、光荣、正确，“伟光正”，最后所有的失误都是别人导致的，不是那个样子。

　　记者：就像一个战场上一个将军的作用一样？

　　杨卓舒：我们很多员工令我很感动，非常爱这个企业。所以卓达我想不干都不行，你说我不要它、解散它都不行，大家都不答应，它是属于社会的，属于全体员工的。

　　记者：在我采访过的企业当中，您有几个特点发挥到了，我可以理解为您很敬业，也可以理解您为了这个企业付出的心血，但是您觉得每一件事情真的要亲历亲为吗？有这个必要吗？

　　杨卓舒：事实上也不是每一件事情亲历亲为，我的时间分配我讲一下。主要的精力消耗在这么几个方面：公司重大方向性的一些项目，这些项目都要做别人没做过的、开创性的、属于无中生有的、独此一个的。而且规模巨大，要把它做好，人不是神仙，谈何容易？你再不付出巨大的心血，那是不可能的。就像我的腰得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在荣成有个特别宏大的项目，实际看那个地，看那个环境，我可以不去，我宏观上看完了以后，剩下就是别人拍完录像，绘制完图形，我审一下就完了。但是我坚持去，而且一奔走一天，到了半道车上不了山，我仍然坚持上山 (论坛 新闻)。大家都挺累，我一定快走，我走到别人前面，大家都知道我走得特别快。从山上下来，腰就不行了。第二天给设计院讲了一天设计方案，坐了一天。第三天又新的设计院来说没看清，那我还要再上山，我完全可以不去了，让总工办的人去，但是我想这干系重大，要有上千万平方米的建筑在这里，我们要打造中国夏都，我说我还是去吧。这时候腰疼得走路已经很困难了，而且这一次是我主动要求，车开到半道以后，再开不了了，我说再往上走，尽力再往上走，其实那时候走起来就非常艰难了。类似这样的消耗掉我一大块精力。

　　还有一块，卓达这个团队，我们选人选得非常严，但是大家也非常好、非常努力，但是有一条也不能否认，我为引导、教化、影响这个团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记者：那是一定的。

　　杨卓舒：那是通过一件件具体事、具体人、具体措施来实现的，它不是空洞的一句话，它需要付出心血。像07年我在三亚，我们有个员工，坑了公司19万元，他父亲肝癌，我非常矛盾，如果不判他，会有后仿者，而且于法律也不公。如果判他，他父亲很快会死，他已经被抓了。后来我就写了一封信，我分析了他为什么会有这一天？

　　因为他生活在一个罪恶的院子里，这个院子里当年发生过一个重大事件，一个在这个院子里成长起来的聋哑人用巨量炸药把这院的楼炸塌了，炸死了100多人，叫靳如超。我信上就写，这个靳如超七个月理不上发，经常饿肚子。他因为聋，受歧视，如果他的父母给他关爱，如果他的叔叔、伯伯给他关爱；如果邻居叔叔、阿姨领他洗个澡，给他理理发，给他一碗饭吃；如果高年级的学生上学保护着他，不让大家欺负他，这个杀人犯长大了会成为有一个非常富有爱心的人。他得到了一种特殊的爱，他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就是因为所有人给他都是冷漠、都是残酷，所以他可以不杀动物，但是他不能不杀人。他有的是炸药，他要是把全世界的核子武器都弄到手上，他会把全人类毁灭掉。我说你在这个环境下就是一个自私的环境、冷漠的环境。我分析这个也是让有关机关能接受我的建议，考虑他父亲的情况，免予特殊的……这是一个。

　　后来又来了一个，还是个女的。她是被卓达淘汰了离开之后，然后坑骗了几十万，这肯定是重刑。老百姓整几十万，按一年1—2万来量刑，那要判20年的。他父母去找了，中午我让法务的人跟他说，可以算她自首。晚上我会完客人从楼上下来了，在宾馆大厅又给我跪下了，我紧忙让他起来。他说“不是别的，感谢你给他一个算是自首的机会”，自首可以从轻。后来我一看是两口子，我说你们怎么会这样对待孩子？为什么不教她走好路啊？后来说他俩早都离异了。这个“离异”就使我心头一震，我立刻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在离异环境下的孩子成长，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后来我分别问了他俩做什么，女的还是个基督徒，男的他们有家族病，一姐两妹死了俩。我说为什么要跟他离婚呢？她说我要跟他复婚他不干。这个男的也可能是怕让这个女的跟着多受罪，或者是什么原因。我一看这样，都是中年人了，你们俩想复婚不？女的说想，男的也说想，我说你们俩复婚做为一个必须条件，我让现在放人，那钱我给赔偿，不追究你女儿了。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后来他们就复婚了，这个孩子就出来了。但是他会给以后留下麻烦，以后的麻烦就是还有人见利忘义，可能还要效仿。但是作为我，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认为我当时这种处理就是最人性化的、最应该的处理，而不是判她。我让一个破裂的家庭重新组合了起来、恢复了起来。像这样的事情，大事小事就太多了。

　　我可以说，我们集团专设了一人就是专门搜集员工的困难，家里面老人的困难等等这些。凡是卓达员工，包括扫马路的，只要他家里有困难，除非我不知道，包括父母、孩子、亲属、邻居，乃至他的同学，我没有不竭尽全力帮助的，而且我都是尽努力，他都需要消耗精力。你说我干啥了？我的时间都干什么了？时间没有完全都用在做项目上。我也没时间跟官员交往、吃饭、接触，我夸文登的好，就是因为文登的领导不需要吃饭，不需要见面，不需要应酬。

　　那年我们在北京讲女学的时候，我是12点休息一下，一转身，传媒中心一个女孩子，她在从会议室出来挨着那个房间，我都走过去了，听她说“这大半夜的上哪找去”。后来知道她同学生孩子大出血，挂着两个瓶子往里输，但是一个时间内流出三瓶子血，那人必死。找那种药，我一听说这种药特效止血药，马上就告诉北京司机起来找。但是我一想这不行，北京找不到，人必死。又告诉总部这里6个车分别奔6个医院，最后终于在妇产科医院找到了，三支给了我们两支。紧急派一个奔驰车、两个司机，车出发十分钟，后来我又一想，这车如果开疯了，翻了不完了吗？后来又叮嘱慢，又让一个奥迪车追上他们，前面拿一支，后面拿一支，两个车相距一公里。然后又告诉沧州再接，总而言之说我这点能量都用上了。

　　后来又隔了一会儿一想还不行，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我有个常识，把两个血管打通，再下支架。我说下支架了吗，沧州那边说没有，但是人家不会听我的。我说，这个女孩的舅舅是北京妇产医院的权威，说在子宫里找两个大主血管，把出血的血管用一个金属支架打到未出血血管上去。我一说他们就知道。隔了一会儿，过了大概30分钟左右，对方说成功的下了支架，血流量减缓了，但是仍然不少。后来这两支药到了，15分钟血止住了。像类似这样的事情是我完全应该做的，因为我知道，而且我有这个能力，我做是应该的，不做是有背人的良心的。可能它本身也消耗精力，毕竟需要精力。

　　我身边照顾我的人都知道，我凌晨三点上床，他们都有一种本事，摸着黑能记东西，小本和笔在口袋里。躺在那里了迷了巴瞪的，累的、困的不得了了。灯一关，我说开始记，记明天要办的事，上床之前忘了的事，已经想了半天了。然后其中他们都知道，谁谁谁岳父瘫了，谁谁谁母亲需要特护，谁谁谁家里有什么困难，给谁谁谁请专家，这种事情就太多了，还有住户谁的什么困难。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我觉得这样做才有味道，我觉得我才有价值。因为人们需要，又因为我能够。如果我不能够，我没能力，那也没办法，那也怪不到别人。如果别人不需要，那我也不会这样，我这样没用。因为别人需要，而我又有这种能力，所以我又知道，我就应该做。因为我自己在童年、在少年，我的父母、弟弟、妹妹，我的家庭经历的苦难太多，我知道多么希望别人帮助，对我可能是举手之劳，对别人可能就是莫大的帮助。

　　记者：这种动力一直在支持着您做这么多善事吗？

　　杨卓舒：我认为这是应该的。昨天我小学同学来了，四年级我的女班长，我老逃学，连汉语拼音都不会。等我一上学了，有人丢了一只自动铅笔，欺负我，就说是我偷的。昨天我一看我这个同学个儿都缩缩了，但是仍然带着当年的那个利索劲。特别厉害，不让别人欺负我，她独占一张桌子，然后把我藏在桌子里面。我终生不忘她，找了她好几十年，现在终于找到了，昨天来了。后来其他几个同学说，老家人、亲戚、朋友、同学、发小无休止的到这里来麻烦你，看病的、要钱的、要房子的，反正总而言之什么都有。我说你别说那个，他们每个人都干了个卓达，谁都不找我，找我干什么？用不着我，就是因为他们需要，而我恰好做了点事，对他们能有帮助。我觉得这挺快乐。要是现在整个挺大的卓达，也有的是钱，谁都不需要，当然那更好了，谁都不需要谁都富有，但是客观不是所有的人都富有。就是有穷的人，有特殊困难，有有病治不起的，所以我说来找我，我觉得我没白干卓达，应该。

　　我这些想法都是通过行为来体现的，我也从没有公开对外说过这些东西，但是我这些行为影响了我的团队，包括我的团队这么好、这么善良、这么向上，我的团队争先恐后年年献血，我想和这个都有直接关系。我们共同创造着环境，环境又共同改造了我们大家，我影响、改造了我的团队，我的团队这么好，也约束了我，让我别太坏。我有坏的地方，别太坏。好的地方尽量做得。有缺陷的时候，自己及时修正自己、改正自己。

　　所以我讲这是一个企业的真正价值、真正意义。说文化，卓达的文化就像白水和空气一样，是生活化的，不是鲜花、不是美酒、不是咖啡，也不是小夜曲，生活可以没有那些，但是不能没有白水和洁净的空气，我们的文化就是生活化的，谁都需要，谁都离不开。我老说企业有多少资产，能办到多大，这并不重要，不是排名前列的。

　　我刚才讲的这些，在我的审美趋向、价值标准当中，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

　　记者：您还有一点挺让人津津乐道的，这也是跟其他企业家不太一样的地方，尤其是山东的企业家，他们特别些喜欢跟政府官员套近乎，再比如说，利用一些政策，通过一些政策的扶持把一个产业做大，或者把他们的事业做大。但是您好象对于权贵、对于官员，排名前列个，不崇拜。第二个，好像您对这个（完全不能说不尊敬）没有任何概念，没有任何畏惧，是这样吗？

　　杨卓舒：这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我所有幸遇上的这些官员都是非常优秀的、非常好的，就像我说山东威海的王培廷书记，威海的孙市长，又像文登的王亮书记，以及他们的市长、副书记，又像现在我们签约的荣成书记、市长都非常好。优秀的官员是不希图这些东西的，他看的是业绩，多做事。第二，我本身很羞涩，见到官员很不好意思。因为我自己长时间原来想做官，原来老觉得自己会做很优秀、很大的官。这是一，我有幸遇见的很多领导都非常优秀、非常好，他也不看重这个东西。

　　第二个，我本人的性格，我有很多很多朋友，如果他们有困难了，找到我，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助。但是这也是一种文化心态，我们自小看的小画书，我们的启蒙，听的那些故事、看的小画书，只有坏人才勾结官府，很小就恨不能马上长大，手持三尺长剑杀尽这帮坏蛋。所以这已经融入自己血液当中了，所以自己长大以后是不可能通过这种行为获得不义的利益。说跟官员一点任何交往没有，不符合实际。有些下台的，曾经对我不错，我也没通过他去损害国家什么利益，我可能要给他一些，表达我的心情，表达我的情感。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上学总是逃学，四年级以前总是逃学。在我内心形成一种病，如果按照联合国卫生组织的标准，那我现在属于神经病类的，我们卓达是由一个神经病所领导的，应该属于加入残联，属于民政部系统的企业。家境艰难、自卑、饥寒交迫，像野狗一样到处觅食，从小就会劳动，所以总是逃学。逃学的阴影影响了我整整一生，到死都改不了，所以除了我自己主持的会议，我能不参加的会我尽量不参加，我意见很少，我参加会也老溜号、老跑。包括过去混了个省政协委员，参加会往出跑，人家头头说你能不能在这里混一会儿，呆一会儿再走。有的时候说省里领导找座谈，一再叮嘱，就10个人，这你可不能跑，跑了太难看。总是逃，总是跑。

　　这个阴影形成一种特殊的心理自卑，但是用这个来解释又不完整。全国十大企业慈善家连着好几年，总书记、国家主席给发奖，别的企业都是老板自己去，我就没去，我就不去。我们的省委书记、省长那年在平山，省委办公厅一再通知杨总必须到场，这个会就是给杨总开的，就是给卓达开的。一周前接到通知，这一周我忐忑不安，就好像面临最后审判似的。等到第五天的晚上我下决心不参加会了，让别人代我去的时候如释重负，当天晚上我立刻领着在北京的工作人员玩儿去了，唱歌去了，欢天喜地。我这种心理我自己都解释不了。

　　我想起日本的一个短篇小说，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十几岁的青年在这个企业还处在一片荒芜的时候来到工地，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到了退休。40—50年间从未迟到、从未早退、从未事故，日本企业特别看重这个技师，给他隆重的礼遇，庆功大会欢送他退休。定好了这一天到他家里接他，凌晨2点就爬起来躲出去了，躲到了工厂，不走正门，从偏门进去了。然后接不到人，门口锣鼓喧天等不到人，大厅里坐满了人，他上了三楼，他在消防楼梯那里上三楼，看屋里坐满了人，推门进去就没事了。最后他不知不觉走到了五楼，一直在那里呆到中午，这小说就到这里结束了，你说什么原因？什么原因他进不去屋？什么原因他不在那里享受这种礼遇？所以很多时候一个人内心形成的东西是不可改变的，我不愿意凑那个热闹。这些东西终生都不会改变。

　　记者：您的一些企业管理理念其实也是挺让人费解的，包括您对一些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是摒弃的，甚至我可以说您是蔑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比如说您不接受股份制？

　　杨卓舒：这有个条件，一个企业跟一个人成长都一样，有个过程，就像你不可能在十几岁就做节目主持人一样。卓达这种特有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它在重大的战略项目上有个成熟期，现在已经基本具备了这个条件，所以就在10天前宣布，我们在年内（现在已经着手了）进行股份制改造。我刚才讲要拿出多少分给员工，也是说的这个事情。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的形成是必由之路，但是它需要一个条件。当你不具备这个条件的时候，操之过急容易引发很多问题。比如我们这种企业，不是承袭那种多元的，全国有50个小楼盘，然后形成每个楼盘都是独立的项目公司，垮掉一个，跨掉十个，还有四十个。我们现在几个重大的战略模块，三亚、海南、山东、天津，实际天津说的是北京，因为它靠近北京最近，在北京的边缘上。这样重大的战略板块有个成长期，不会到市场上去拿200亩地、300亩地，在同一时间内两年有50个楼盘，那我这个企业规模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它成长很快，因为它小。像我们这种巨大的项目都是以数万亩地来做基础，但是还远不止这些，加上特殊的产业形态，它有个成熟期，这个成熟期不具备一定条件的时候，你说股份制也是空的。

　　搜狐焦点网记者：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为以后您也不会排除想要上市的可能？

　　杨卓舒：只要具备这个条件一定要上市。我过去讲股票是黑社会，我现在仍然不否认这句话，但是到一定规模了、到一定程度了，该走的路就必须得走，这是一定会的，所以对现代企业制度我还是非常赞成的，乐意接受的。

　　记者：卓达大学成立于什么时候？

　　杨卓舒：2000年。

　　记者：您当时成立卓达大学的初衷是什么？

　　杨卓舒：1999年春天，5月份的时候，因为两会是3月份开的。当时提出的口号是限制民办学校，这些都是可以查得到的。在5月份的时候我当时有空闲时间，我想编写一套房地产教材，因为中国最早的一批房地产教材其中有一本就是我主持编写的——《中国房地产概论》。在1999年5月份的时候全国的房地产就已经有了1万家，当然现在是4万家。当时从业人员直接的、间接的算上就已经上千万人了，这么大的一个产业，这么大一个行业，中国没有一所房地产大学，而过去的房地产学院都是由原农业大学里面的土地管理系转化而来的。就在北京讲这部书稿的时候，讲大纲，因为做主编你也得讲大纲，后来就说到了不如办这么一所学院，又由办一所学院讲到中国大学现状，说不如办个大学城。当是中国没有大学城的概念，我是最早提出来的，因为两会上还反对民办教育。然后就把已知的这些信息，比如说人北师清等等这些学校，在北京一百多所大学，过去都在荒郊野外，像人民大学过去就是郊外，北大更不用说了，现在已经成了市中心，而且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它已经包容不了了。于是就构想找一大片荒芜的土地建一个大学城，做到几十所大学在这里共享，然后设计成五环：中间这一环是所有的体育馆、体育设施、体育场地，全都在里面。第二环，环着它的是教学楼，学生下课了向前跑30米进入体育场地，环圈可以摆30所大学，没必要每个大学都要有自己的体育场地，资源共享。第三圈可以作为电化楼、科研楼、图书馆、图书室等等。再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