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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铜器文化介绍

2011-08-08 16:19:48 来源: 搜狐焦点网

  1、青铜器——中华文明古国文化精髓

  国之瑰宝——青铜器

  青铜器主要指先秦时期用铜锡合金制作的器物,包括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饰、铜镜、带钩、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最初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

  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秦汉时期,随着瓷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

  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虽然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我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铜器相比拟。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视的原因之一。

  青铜器的颜色真正做出来的时候是很漂亮的,是黄金般的土黄色,因为埋在土里生锈才一点一点变成绿色的。由于青铜器完全是由手工制造所以没有任何两件是一摸一样的,每一件都是少有、举世少有的。

  青铜器的两种基本功能

  在古人心目中,青铜器有两种基本功能或用途,一是“纳”,即盛装物件;一是“设”即陈设布列。《礼记·礼器》说得很明确:“三牲鱼腊,四海九州之美味,笾豆之荐,四时之和气也,内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龟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见情也。”郑玄注:“金炤物,金有两义,先入后设。” 纳是青铜器的排名前列位的基本功用,而纳的基本目的是“示和”。所纳对象即古文献所谓“实物(所实之物)”,就是上面所说“三牲鱼腊”,“四时之和气”之属,实际就是牺牲(肉食)、黍稷(主食)以及酒醴之类祖先生前生活必需品。而其主要就是把诸如此类分别纳入鼎簋尊彝等各类器物中,然后作以调和以供祭祀祖先之用。《说文》说:“鼎,和五味之宝器。”《吕氏春秋·本味》记载伊尹“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国语·郑语》记载史伯说:“夫和生实物,……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婴说:“和如羹焉,水、火、醯、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都在申明用青铜器调济容物,“和五味”以“示和”的基本意思。其调和方法就是“济其不及,以泄其过”,而最终目的则在于和人心,“成其政”。

  青铜器更深一层的意义

  以金示和还有另一层或者说更深一层的意义,这就是“炤物”或“象物”示和。《左传·宣公三年》说:“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原来铸鼎,制作青铜器不仅用来盛装和调剂牺牲等给祖先奉献的礼物,还有一个重要作用是“象物”,也就是在铜器外表刻画“物”的图像。通常所说铜器花纹实质就是图物象物。  
那“物”是什么呢?答案其实非常简明。“物者,方物、神物也。”“物”也就是人们所崇拜的神灵,或者视之为自己祖先所由来的神物,有类于西方所谓“图腾”。当年傅斯年先生在其《跋陈擿君春秋公矢鱼于棠说》首次发明:“物即图腾”,可谓真知灼见。其实先秦文献所见诸多“物”字,很多都可以这样来理解。如《尚书·旅獒》:“毕献方物”;《诗·大雅·生民》:“有物有则”;《左传》中《隐公五年》:“取材以章物采”,《桓公二年》:“五色比象,昭其物”,《宣公十二年》:“百官象物而动”;《国语》中《周语》:“服物昭庸”,《越语》:“民神杂糅,不可方物”;以及《周礼》中《春官·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司常》等“旗物”,《大司乐》:“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等等。

  2、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历程

  一般把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时期和转变期。

  一、形成期

  距今4500~4000年龙山时代,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古文献上纪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

  二、鼎盛期

  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

  三、转变时期

  转变时期一般指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这一时期。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铁制品已广泛使用。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发展了。

  3、五大门类——管窥先秦贵族生活

  现今存世的青铜器中,主要包括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五大类。

  食器

  鼎:相当于现在的锅,煮或盛放鱼肉用。大多是圆腹、两耳、三足,也有四足的方鼎。

  鬲(li,音历) :煮饭用:一般为侈口、三空足。  

  甗(yan,音演):相当于现在的蒸锅。全器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甑,置食物;下部为鬲,置水。甑与鬲之间有一铜片,叫做箄。上有通蒸气的十字孔或直线孔。
    簋(guǐ):铜器铭文作“毁”,相当于现在的大碗,盛饭用。一般为圆腹、侈口、圈足、有二耳。

  簠(fǔ):长方形,口外侈,四短足。有盖,盖、器大小相同,合上成为一器,打开则为相同的两器,在古器物学上又称为“却立”或“却置”。簠器在经籍中称为“胡”或“瑚”。   

  盨(xǔ):盛黍,稷,稻,粱用。椭圆形,敛口,二耳,圈足,有盖。
    敦(duì):盛黍、稷、稻、粱用。三短足、圆腹、二环耳、有盖。也有球形的敦。

  酒器

  爵:饮酒器。相当于后世的酒杯。圆腹前有倾酒用的流,后有尾,旁有鋬(把手),口有两柱,下有三个尖高足。   

  角:饮酒器。形似爵,前后都有尾,无两柱。有的有盖。《礼记·礼器》中称:”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商周之际发展为造型精美的礼器,流行于周中期之前,之后开始衰落。《考工记·梓人》引《韩诗》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依此说,角与爵之容量为四与一之比。角的造型与无柱的爵很像,只是流与尾同为尖状。自宋以来,定爵形器无流而具两翼若尾者为角。

  斝(jiǎ):温酒器。形状像爵,有三足,两柱,一鋬。   

  觚(gū):饮酒器。长身、侈口、口和底均呈喇叭状。觚的形制为一具圈足的喇叭形容器,觚身下腹部常有一段凸起,于近圈足处用两段扉棱作为装饰。商早中期器形较矮,圈足有“十字孔”。商晚期至西周早期造型修长,外撇的口、足线条非常优美,纹饰繁复而华贵。

  觯(zhì):饮酒器。圆腹、侈口、圈足、形似小瓶,大多数有盖。  

  兕觥(sìgōng):盛酒或饮酒器。椭圆形腹或方形腹, 圈足或四足,有流和鋬,盖作成兽头或象头形。  

  尊:盛酒器。形似觚,中部较粗,口径较小,也有方形的。尊为高体的大型或中型的容酒器。尊与彝一样,是祭祀的礼器之共名,是指一组祭器,而不是指某种礼器的专名。尊彝各有其用,但又相互连称,既表示它们是礼器中特别重要的盛酒器,也代表一套相应的礼制。《周礼·寿宫》记载了裸礼(古代酌酒灌地的祭礼)用彝、朝践用尊的事宜。尊流行于商周,因其特殊地位,不仅汉代沿用,甚至到宋代徽宗年间仍制作有“宣和三年尊”。  
    卣(yǒu):盛酒器(是盛酒器中的主要一种)。一般形状为椭圆口、深腹、圈足,有盖和提梁,腹或圆或椭或方,也有作圆筒形、鸱鸮形或虎食人形。   

  盉(hé):盛酒器,或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一般是深圆口、有盖、前有流、后有鋬,下有三足或四足,盖与鋬之间有链相连接。  

  方彝:盛酒器。高方身,有盖,盖形似屋顶,且有钮。有的方彝上还带有觚棱。腹有曲的,有直的,有的在腹旁还有两耳。  

  勺:取酒器。一般作短圆筒形,旁有柄。

  水器

  罍:盛酒或盛水器。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形式。方形罍宽肩、两耳,有盖;圆形罍大腹、圈足、两耳。两种形状的罍一般在一侧的下部都有一个穿系用的鼻。  壶 盛酒或盛水器。如《诗经》上说:“清酒百壶”,《孟子》上说:“簟食壶浆”。壶有圆形、方形、扁形和瓠形等多种形状。   

  盘:盛水或承接水。多是圆形、浅腹,有圈足或三足,有的还有流。
    匜(yí):《左传》有“奉匜沃盥”,沃的意思是浇水, 盥的意思是洗手洗脸,说明是古代盥洗时浇水的用具。形椭圆,三足或四足,前有流,后有鋬,有的带盖。
    瓿(bù):盛酒器和盛水器,亦用于盛酱。流行于商代至战国。器型似尊,但较尊矮小。圆体,敛口,广肩,大腹,圈足,带盖,有带耳与不带耳两种,亦有方形瓿。器身常装饰饕餮、乳钉、云雷等纹饰,两耳多做成兽头状。

  盂:盛水或盛饭的器皿。侈口、深腹、圈足,有附耳,很像有附耳的簋,但比簋大。

  乐器

  编铙:商朝时军队盛行乐器。呈圆片形,形制与钹基本相同。

  编钟:打击乐器(宫廷雅乐)。 面较大而薄,多为弧形,根部凹进,边部稍作翘起。

  编镈:打击乐器(宫廷雅乐)。镈体趋向浑圆,形制与编钟相似,但口部平齐。

  兵器

  钺:本是王者贵族用于劈砍的兵器,也是象征权力的刑器和礼器。形状像板斧、斧头而较大。

  4、考古地图——国之重器的历史沿革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巳相当厚重。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商代早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经测定:含铜量在67.01~91.99%之间,含锡量在3.48~13.64%之间,含铅量在 0.1~24.76%之间,成分不甚稳定。但含铅量较高,使铜液保持良好的流动性能,与商代早期青铜器器壁很薄的工艺要求是相适合的。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现在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

  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排名前列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排名前列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

  1)商代晚期前段:本期新出现的器类有方彝、觯、觥等。方形器大为发展,几乎所有的酒器都为方形。 纹饰方面,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有写实感,主体花纹和地纹明显区分,地纹常为细雷纹,与主体花纹构成强烈对比。主体花纹多采用浮雕手法,风格有浑圆、峻锐两种。铭文多为一二字,为器物所有者的族徽。器形方面,鼎的变化较大,除通常样式外还出现了分档鼎。方鼎都是槽形长方,柱足粗而偏短。簋仍为无耳,腹变浅,较大腹径上移。觚的造型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展,大十字架镂孔退化为十字孔,或穿透或不透。扁体爵大减,圆体爵盛行。斝的变化是斝板上始见兽头装饰。三足明显增高。戈出现了带胡带穿。

  2)商代晚期后段:器类方面,无肩尊和扁体卣是新出的典型器,始见马衔等车马器。多沿用商代晚期前端的器类。这一期纹饰最为发达,艺术装饰水平达到高峰,以动物和神怪为主体的兽面纹空前发展。纹饰不仅仅施在器身,有些视线不及的底部也装饰花纹。花纹总体风格森严庄重。这一期出现了记事形式的较长铭文。但最多不过三四十字。铭文铸工精细,内容有族徽、祭祀祖先、赏赐、征伐等。器形方面鼎除柱足外,出现了蹄形足;圆鼎较多,直耳略向外撇。簋较大变化是双耳簋急剧流行觚基本似前段,仍为细长身喇叭口。爵的变化不大,仍为圆体爵,平底爵消失,爵柱后移。斝仍见兽头装饰,继续流行袋足斝,但体较低而宽,柱饰粗壮。戈多有胡,胡上有一二穿。

  各个朝代青铜器点评

  中国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品种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等。单在酒器类中又有爵。角、觯、斝、尊、壶、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个器种,而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风采,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区的青铜器也有所差异,犹如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因而使青铜器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从文物鉴定的角度来说,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鉴定难度大,反过来又使研究赏析更富有情趣,青铜器也更具有吸引力。

  西周青铜器从器形之间看,由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制作方法同夏、商时期不一样,有很大的变化,都是陶范制作,且一器一范,手工制作,这样就不能铸造出相同的陶范,所以,在西周时期也是没有完全相同的青铜器造型,如果有,肯定有一件是伪器,或二者皆伪。

  从纹饰之间看,由于同夏、商时代一样为陶范铸成,一范一器,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纹饰或刻痕的青铜器,除了个别用单范铸造成器的有相同的纹饰,不过这样的纹饰在西周时期很少见。  

  从铜铁合铸上看,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新材料证明,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中期,这类铜铁合铸器所使用的铁都是陨铁,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出现人工冶铁?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间推定问题,因为,只要这个时间铆定了,我们才可以知道从商代晚期到什么时候属于陨铁和铜材料结合成器存在的时间?而什么时候又是人工冶铁和铜结合器存在的时间。1990年,河南三门峡西周晚期虢国贵族墓地出土了一把玉茎铜芯柄铁剑,为铜铁合铸的典型器物,且是人工冶铁,被称之为“中华排名前列剑”,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由此我们可以推定,中国历史上铜和陨铁合铸的时代是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晚期。而人工冶铁与铜合铸成器的时代至迟在西周晚期技术上已经成熟。

  5、代表作品——品鉴国之瑰宝

    司母戊鼎

  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一家的农地中出土,因其腹部著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司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又称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据另一耳复制补上),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该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

  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商朝晚期偏早青铜器。属于礼器,祭祀用品。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较大的方尊,高58.3厘米,重近34.5公斤,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村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羊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全体饰有细雷纹。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

  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此器形体的端庄典雅是少有的。此尊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被称为“臻于优质的青铜典范”。

  龙虎尊

  商器。原器一九五七年出土于安徽阜南县。器高五十点五厘米,口径四十四点九厘米,重约二十公斤,是一件具有喇叭形口沿,宽折肩、深腹、圈足,体形较高大的盛酒器。龙虎尊的肩部饰以三条蜿蜒向前的龙,龙头突出肩外。腹部纹饰为一个虎头两个虎身,虎口之下有一人形,人头衔于虎口之中。虎身下方以扉棱为界,饰两夔龙相对组成的兽面。圈足上部有弦纹,并开有十字形镂孔。

  龙虎尊纹饰的主题是"虎口衔人"。关于这一主题,有人认为:在这里,"人"应是那些奴隶,"虎口衔人"反映奴隶社会的残酷、恐怖。对于这种传统的解释,另外一些考古学家则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这应该是在表现一种巫术主题。青铜器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礼器,这样的纹饰应是巫师作法的情景纪实。张开的虎口在古代是分割生死两界的象征,虎口下的人很可能就是巫师,巫师在祭祀中通过老虎的帮助而表现出一种能够通天地、感鬼神的能力。"虎口衔人"这一图案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我们还不能做出精确的解释,但在当时一定是和某种神话和宗教信仰相联系的,在祭祀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尊是商代青铜器中与四羊方尊齐名的珍品。

  毛公鼎

  西周晚期青铜器物,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由作器人毛公(厂音)得名。

  直耳,半球腹,矮短的兽蹄形足,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铭文32行499字,乃现存最长的铭文:完整的册命。共五段:其一,此时局势不宁;其二,宣王命毛公治理邦家内外;其三,给毛公予宣示王命之专权,着重申明未经毛公同意之命令,毛公可预示臣工不予奉行;其四,告诫勉励之词;其五,赏赐与对扬。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鸮尊

  尊为古代盛酒器。铜尊,最早见于商代。鸮,俗称猫头鹰。在古代,鸮是人们最喜爱和崇拜的神鸟。鸮的形象是古代艺术品经常采用的原形。商代的王器、石器、陶器、青铜器中,都有精美的鸮形。此鸮尊即是商代鸟兽形青铜器中的精品。

  鸮尊一九七六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原器为一对两只,铸于商代后期。原器通高四十五点九厘米,外形从整体上看,为一昂首挺胸的猫头鹰。通体饰以纹饰,富丽精细。喙、胸部纹饰为蝉纹;鸮颈两侧为夔纹;翅两边各饰以蛇纹;尾上部有一展翅欲飞的鸮鸟,整个尊是平面的立体的优质结合。尊口内侧有铭文“妇好”二字。

  “妇好”应是商王武丁之妻。据殷墟甲骨文记载,妇好是一位能干、有魄力的女子。生前,她曾参与国家大事,主持祭祀,还带兵征伐过羌、土方等国家,颇具传奇色彩。原物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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