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多少“国际化大都市” 一些地方贪大求快

　　城市建设“贪大求全”之风近年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甚至连一些地级市也提出雄心勃勃的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规划。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近期对12个省区的调查显示,12个省会(首府)城市,平均一个城市要建4.6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
　　中国究竟需要多少“国际化大都市”?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一些地方贪大求快,却没有考虑到地方实际能力和民生服务配套,不仅造成了巨大资源浪费,更潜藏着系统性风险。

“大城”遍地开花,几家能结硕果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在对辽宁、内蒙古、河北、江苏、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广东、贵州、陕西等12个省区调研发现,近几年,一些地方打着推进城镇化的旗号,纷纷打造新城建设模式,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一些专家质疑,中国地少人多、生态环境接近承载极限,需要这么多大都市吗?如此大规模造城运动,又会带来多少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新华视点”记者调研发现,当前城市规划发展中三大问题突出。
　　——定位过高。直辖市提出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国家中心城市；省会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化城市,大区域中心城市；一些中型城市也提出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教育中心、文化中心,甚至也要在建国际化大都市的拥挤马路上分一杯羹。
　　——速度过快。一些城市体量不大,胃口不小,希望借新型城镇化的大好机遇实现“弯道超车”“后发赶超”,却没考虑自身的“消化能力”。西南一个县级市,在建的房地产开发面积达到1000万平方米,可以提供超过10万套住房,而目前市区总人口才30万出头。消化现有住房的周期就超过15年。
　　——用力过猛。广东一个县级市,自然风光优美,出于整体规划的考虑,上级政府规划部门一直将其规划为生态屏障,限制工业开发。记者走访发现,该市近期却提出,“不能生态有了经济没了”,希望将上级规划部门核准的旅游度假开发区容积率提高三倍。江苏一个镇,政府财力不足,征地速度却不降,直接给农民打白条,言称征地补偿“过两年再给”。

系统性风险正在累积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一些地方政府劲儿用错了地方,把“以人为核心”变成了“以个别人为决策核心”,试图以行政的手代替市场的手。
　　记者在西南一个县级市采访发现,由当地政府主导,在一座山上规划建设了一个商业城,320栋数百平方米的民族风格三层小楼密密麻麻排列在蜿蜒的盘山路上,还分了不同区域,有的规划卖茶、有的规划卖民族银饰、有的区域规划做餐饮,从字母A一直排到J。当地政府负责人表示,政府出全资,希望打造成民族风情文化园,总投资额“八九亿元”。
　　一位房地产业内人士表示,这样“造城”实现难度太大。“三四公里长的盘山商业街,就两个车道,车多了怎么办?这么远的山路,没车的市民怎么上去?连卖什么都规划,有没有市场?一句话,缺乏前期调研。”
　　记者注意到,这里几乎没有一家商铺开门。当地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盘活人气,政府规定所有政府组织的大型活动都来此举办,商户入驻排名前列年免租金,且每间房政府还补贴5000元。但他也承认:“平时人很少,一有活动车就堵到市区”。
　　专家指出,政府建房,不收租还倒贴,看似惠民,实则是资金浪费。广东省建筑设计院原院长何锦超直言不讳,“有些城市的领导气魄很大,几亿元资金投入,其实钱都是纳税人的,花钱有没有走法定决策程序?用行政代替市场,可能造成很大的投资风险和资源浪费。”
　　一些专家提醒,目前一些地方政府“押宝”城镇化,地方融资平台“主要抵押靠土地,还债付息靠卖地”,一旦新城成空城、土地出让断续,极有可能出现地方债危机。
　　一家知名房地产企业高管向记者介绍,中央对新型城镇化的方向描述很清晰,但是各地认识不一,随意性很强。“原本准备投资某个高级新区,该区前一任领导表示,要重视风险,吸取教训,从容开发,我们觉得很对,准备观望。但下一个领导到任又提出加快建设速度,我们只能赶紧准备参加土地拍卖。”这位高管认为,地方政府发展规划,一定要描绘清楚坚决执行,形成制度约束,不能因为领导更迭就“人走政息”。

走不进百姓,何谈走向世界

　　专家认为,城镇化确有扩内需、促增长的作用,但城镇化的方向绝不是片面造大城、建大都市,必须刹住部分地方的贪大求快风,合理调节各类城市人口规模。
　　中国工程院院士、设计专家何镜堂等专家建议,提高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不是以大为荣,而应该兼容生态、宜居、产业发展和交通等因素,建设绿色、环保、紧凑的中小城镇。
　　记者近期在汶川走访发现,原本拥有4万多人的汶川县城,1万多人选择离开,1万多人在地震中遇难,剩下的只有1万多人。5年过后,由于重建建筑安全、公共服务质量改善,震后急剧减少的人口已经回流,有1万多居民选择回来。汶川县委书记青理东表示,汶川重建是化灾为机,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寻找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活力。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刚表示,汶川重建的模式,与德国等一些国家的小城镇模式类似,虽体量不大,但通讯、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条件与大都市相差无几,医院、学校、购物机会等一应俱全,居民在本地就能享受到和大城市类似的机会和保障,却少了拥堵、教育、住房之苦。
　　专家指出,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城市病不断凸显,新型城镇化应该避免再走类似的弯路。而国内一些城市一边高喊与国际接轨,却不听百姓心声,基础设施不到位,城市规划不合理,连百姓都走不进,谈什么走向国际。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推进新型城镇化,中央要因地制宜制定顶层规划设计,同时通过相应考核调整,引导各地发展新型城镇的规划方向。“否则,类似底特律式的‘美国病’也会成为未来中国的烦恼”。胡刚表示。
　　(执笔:乌梦达　参与采写:齐健　陈亮　徐海波　吕福明　魏宗凯　孔祥鑫　石志勇　熊琳　杨绍功)新华社广州8月2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