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对“天价彩礼”的批评太过理想主义

年初，农村光棍问题引发关注，顺带着牵出了“天价彩礼”话题，央视评论说“天价彩礼本质上是买卖婚姻”；眼看着离年底结婚高峰又不远了，《人民日报》再次聚焦“天价彩礼”话题，指责“农村结婚彩礼高企已成农民全面小康路上的一大拦路虎”，并公然呼吁“基层政府应花力气想办法引导解决”。（10月30日《人民日报》）

这事儿怎么说呢？关于天价彩礼这件事，央视和《人民日报》的评论有点过于理想主义了。理想主义的一个问题就是，往往强调一件事应该怎么样，而不是实际怎么样。结果就是，我们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反而在现实中做不到。具体到这件事，央视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观点就是只看到了天价彩礼的弊端，而没有进一步思考天价彩礼为什么会这么长盛不衰。

先来看看央视评论所说的“天价彩礼本质上是买卖婚姻”。说句不好听的话，在我看来，婚姻的本质上恰恰就是一种经济行为。男女双方组建家庭，就是为了集中资源哺育下一代，当然，婚姻中情感的纽带很重要，但是更多维系婚姻的，是经济条件。尤其在传统社会，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它甚至是两个家族的事，是两个家族通过婚姻结合成利益共同体。这个时候，婚姻的稳定性就非常重要，所以门当户对或是父母之命这些理性考虑就要压倒男女感情这个不稳定因素，保障婚姻不被轻易破坏。而反过来，现代婚姻之所以越来越强调情感，是因为社会财富的积累以及政府福利的兜底。在欧美，当女人们不再需要依赖一个男人来养活孩子的时候，婚姻也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当然，我在这里解释婚姻的本质，并不是为了贬低婚姻，而只是想避免人们因为过分美化婚姻而赋予它承担不了的价值。

再来看《人民日报》的指责：“农村结婚彩礼高企已成农民全面小康路上的一大拦路虎”。的确，很多调查表明，彩礼和份子钱，已经成了农村家庭沉重的财政负担，很多家庭为了娶媳妇还要去借钱。但是我们要知道，没有谁是傻子，农村家庭之所以愿意拿出一大笔钱做彩礼，必然是认为这笔钱花的值。这笔钱背后有着很复杂的经济目的。

首先，聘礼是男方对女方家庭物质和精神上的一种补偿。首先是物质补偿，养大的女儿嫁给别人，这里面有养育成本；家里损失劳动力，这里面有未来收益，这都需要通过聘礼的形式予以补偿。其次是躲避风险，一方面，女方家庭可以通过聘礼来判断男方家庭的经济实力，这是女儿今后生活的保障，这就产生了传说中的“丈母娘经济学”；另一方面通过聘礼的方式缔结隐形的契约，或防止男方婚前悔婚，或约束男方维系婚姻，否则聘礼都将作为补偿留给女方。如果没有聘礼，一旦婚姻缔结失败，则男方的机会将大于风险，女方则相反。通过男方受益和女方受益之间的博弈，聘礼的金额就被确定下来了。

其次，聘礼的多寡和适龄男女的比例有很大关联。因为我国长期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男女性别比例失调。有人口专家说，1980年代后出生的男性中，将有10%至15%的人，找不到或不能如期找到配偶。在这种情况下，女方就有了选择的余地，那么为了争夺配偶，男方就必须展现更好的条件。而在农村，聘礼就成了直接展现经济实力的方式。而且我们会观察到，越是贫困偏远的农村，聘礼在家庭支出中占据的比例越高。这不仅是因为家庭收入少，更是因为随着人口的迁徙，当地的男女比例越发的失衡，婚姻市场的竞争也就越发的激烈，聘礼自然就水涨船高了。我想这就是天价聘礼的来源，人们愿意支付这笔钱，就说明他们认为这是值得的。

评论中最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就是呼吁基层政府应该想办法引导解决。且不说基层政府有没有这个能力，即使强制取缔了彩礼习俗，人口比例失调的现实摆在那里，农村家庭也会通过其他方式展开竞争。比如像城市中，已经不大讲究彩礼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婚姻就真的只是两个人的事。男方是不是有房有车，甚至男方的工作是不是有编制都会成为女方家庭择偶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加在一起，甚至远远超过农村的彩礼钱。所以，当实际情况没有发生变化，仅仅改变形式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聘礼如此重要的经济学意义，让我们很难打着道德的旗号否决它，尽管吃相很难看，但却是标准的“理性经济人选择”。所以原谅我如此冰冷的分析，相比于丰满的爱情，现实就是这样骨感。作为男方，我们希望这压力山大的聘礼习俗赶快消失。可惜任何呼吁和怨恨都拗不过人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