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是应对中国经济千年挑战的改革载体

宏观大势

2017年的4月伊始,中央宣布成立雄安新区,引发全球高度关注,中国A股市场也在清明小长假后积极反映,相关概念股全部强势涨停——除了引发又一轮投资热情,雄安概念的持续挖掘更加值得关注。雄安新区为何而来?千年大计有何深刻含义?普通投资者的机遇又在哪里?

北京

行政中心与绿色环保可持续如何两全?

雄安新区主要包括河北雄县、容城、安新3县等地,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其地缘政治的定位,是协同发展的历史性战略选择——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人类对于城市的追求,源远流长。希腊人认为,“人们在城邦里形成聚居不是因出生和习惯,而是为了追求一种更好的生活。”

奥古斯作为古罗马的排名前列位执政者,非常清楚公共工程、纪念建筑在统治中起到的积极作用,修建壮丽的城市可以加强人们对于罗马王国的认同,同时凝聚人心。在罗马,有抱负的政要阶层都将大量金钱花在公共工程上,为公众建立更好的生活不仅是他们的责任同时对他们的政治前途也颇有助益。

我国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周礼·考工记》记述了周代王城建设的空间布局:“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这样的城市规划代表了我国古代对于城市规模的宏大构想。城市是金钱造就的辉煌,对于城市规模的追求,古今一致,中外皆然。

北京作为首都,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了飞速发展,城市规模和产业聚集达到了历朝历代前所 未有的高度。但是,后信息化社会、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城镇化率的迅速提高,所带来持续不断集聚的资本和人口也让北京不堪重负。以雾霾为代表的环境恶化,城市与乡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激化的对立和冲突,让北京像一个营养过剩的病人,不断虹吸资源、自己却痛苦不已。

这种对立和冲突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中国作为一个陆权国家,很多内陆城市群都有或多或少的城市病。北京作为大一统的行政中心,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和水资源匮乏,都是制约北京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随着北京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地位的上升,如何能既保证行政中心的正常运行,又实现绿色环保可持续,是困扰历朝历代的社会治理者几千年的课题。

陆权&海权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北京的挑战,既是中国内陆所有重点城市的挑战,也是中国经济大格局平衡发展的挑战。

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两大支点都在东南沿海——深圳解决了几亿人依靠市场经济脱贫问题、上海浦东实现了经济货币化的财富效应,创造了经济腾飞。

从地缘政治角度,深圳和浦东两个经济特区享受到了工业全球化浪潮与我国经济“增量资产货币化”的阶段,依托国家创新的政策和税收优惠,其作为沿海窗口地区在吸引大量信息、技术、人才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是以珠三角、长三角为代表的海权经济,以港口为中心延伸带动周边地区形成城市群的典范。

但是,财富效应也带来了投资圈所谓“投资不过山海关”的怪论,对外开放格局造成了中国资本长期“往东南流动”的潜规则,资本在“内陆与沿海、北方与南方”的选择,加大了中国经济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中央陆续推出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六省崛起、东北三省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国家战略,收效都不及预期,根本上还是陆权国家与海权经济的时代冲突。其实,我们也不必过于担心,这种冲突从唐朝就有了,只不过现在格局更大,更需我们认真面对。

因此,雄安新区将是中国在非海岸线排名前列次自上而下、顶层设计、运用市场经济原则、统筹发达城市群的一次探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路上具有战略意义的尝试,这和如火如荼的金融扶贫、精准扶贫、产业扶贫新思路相得益彰,都是化解困扰中国千年的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的改革路径,期待模式可复制、值得股票市场深入挖掘。

■ 化解

雄安新区:内陆城市群的“样板”之路

雄安新区将作为一张白纸来协调北京和天津的“浓墨重彩”,以图利用市场机制和顶层行政资源,闯出一条新中国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指引下的内陆城市群“样板”之路。

这是继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后,我国的又一经济改革尝试。此次改革依然没有国外的、历史上的参考案例,因此,此次改革无疑将积累宝贵经验,以指导我国未来广袤的内陆城市群建设,并为全球内陆自然资源禀赋较差地区的城市群建设提供经验。

聚焦中国西北和东北,千城一面是过去三十年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现象,虽然有其特定历史背景,但也反映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者对差异化的自然环境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忽视——在土地财政的驱使下,房子和大厦都长着一副面孔,为了追求速度而丧失了有个性的规划和设计。随着温饱问题的全面解决,现代化中国的城市不应只是建筑物的简单聚集,代表软实力的文化建设必须成为城市的核心功能,以艺术宗教、饮食文化、历史古迹而形成的多元化城市,才能带来民生更大的幸福感。

以雄安新区周边的白洋淀开发为例,可以预见各级政府肯定会在更多领域关注城市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结合,关注中国五千年历史沉淀的文化底蕴,关注海内外现代化城市建设的新技术,打造宜居湖畔、疏解首都功能的智慧城市体。

同时,京津冀区域文化的融合,用市场化机制将资本和人才从东南沿海吸引过来,避免区域内的同质竞争和区域资源的低效配置,建立华北城市群合理的分工体系。

进入2017年,各省市开发区通过税收优惠的招商引资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中国资本走出去的“一带一路”则是如火如荼。因此,把过去三十年聚焦东南沿海“向外看”的改革思路,深化到未来“向内看、降低区域发展差异”的改革阶段,是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选择,对于社会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影响将是深远的,绝不是简单复制“旨在拉高地价”的传统开发区模式。

市场期待,雄安新区成为中国特色的供给侧改革示范,作为新增长点成为绿色城市、安全城市、智慧城市技术的集合创新之地,并将其经验所带来的示范效应助力中国经济再平衡的长远布局。

正在转型换代的中国金融体系,必须主动适应中国经济再平衡战略。深耕广袤内陆,对于中国地缘统一、经济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性,而这急需形成“前无 古人”的陆权金融理论体系,借以指导现代金融服务我国内陆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多样自然环境的内生性、差异化增长需求,以便造福人类和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