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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渡到京都,我的十年租房路

2015-09-17 10:39:04 来源: 搜狐焦点网 作者:姚瑶

导语:70后赶上了买房的末班车,90后呛声“我不要你当我的房奴”,80后,在房价高压下垂死挣扎,大多数成了被房子“招安”的一代。十年,房价越调越涨,从“扎根”到“落脚”再到“漂”,许多人在疲惫的梦里醒来,分不清自己是过客,还是归人。

排名前列年(2006):他们说,年轻人就该租房

我对毕业没有太大的离愁别绪,因为身边许多同学都选择了在广州工作,我们就像是换了一个地方还在一块儿生活的族群。

未来新鲜可爱,再也没有人提着教鞭画着禁规扯着嗓子命我们服从。小时候偷抹妈妈的口红,踮着脚穿又宽又长的高跟鞋,端详着镜子里的大人模样,一转眼,那些美好就紧紧生长在自己身上,成为了二十年以来,都幻想成为的那种年轻人。

早九晚五也高兴,向同事请教工作细节也高兴,戴着工牌进出也高兴,中午吃盒饭晚上回家亲自烧菜也高兴。更不用说起床时凉爽轻风扑面,早到的办公室空空荡荡,前台的百合花香隐隐约约萦绕到办公区域的欣喜。

上班第15天,学校给我们发了最后的通告:搬出宿舍楼的最后期限。

年轻人就该租房。当时的舆论是这样的。

XX同城、赶X网、搜X网、X居客……一家家网站挂出来的房子都看起来很相似:墙壁暗沉,家具是上个世纪的,厨房台面油渍未干,房间总有一个笨重又庞大的衣柜占据了三分之一空间,空调热水器洗衣机电冰箱看起来很可疑,不知是否已经过了使用“大限”。

手机里记了许多看房电话,走在路上看到电线杆上的贴纸,排名前列反应不是某病广告,而是凑上去看是不是租房信息。学会了“拎包入住”、“笋租”、“单间”、“隔断”、“押二付一”、“地铁上盖”这些词,也终于搞清楚“两居室”指的是“两房”还是“一房一厅”。

在反复比较和价格考量后,我和另外两个女孩,住进了广州著名城中村之一,中山大学北门附近的下渡路村。和其它城中村一样,那里是外围整齐楼盘包围下的一群杂乱拥挤的建筑,管理差劲。一次性饭盒、矿泉水瓶、菜叶烂水果遍地,得踮着脚走过去,纵横交错的电线密密麻麻,高峰期常常停电,我就坐在窗前,望着一江之隔的二沙岛发呆。

摸着良心说,对于刚毕业手头普遍拮据的学生,下渡村实在厚道:小炒便宜又还算可口,房东质朴好说话,肉菜铺老板总会在足秤之后又爽快地多给一些。

那一年,广州的城中村是被媒体庇护的。黄章晋在《穷人区是一个城市的福利》一文里提出,城中村房租低,恰是“低素质人口”得以在大城市立足生存的基础,也使得与劳动力成本密切相关的服务业都很便宜,也就是说,同样的收入,在广州的生活水平要远高于北京。

他似乎忽略了,住在城中村的,还有许多读圣贤书的学子——他们都在为前途寻找出路。下渡大街上,经常有学生模样的大男孩女孩拿着书本走过来。晨光熹微,我常常在大声读英语的声音和鸡鸣声的混杂中醒来。

那一天,我把文章放在窗前的书桌上,展开并且几次抚平折页,阳光毫无忌惮地照花了我的眼睛。我为被归为“低素质人口”而感到人生中排名前列次的身份羞赧。

第二年(2007):「凑合住」,还是「好好住」?

2006年,过完年后回到广州,我打算稍稍给房间布置一下。

虽然已经工作一年,但手中的积蓄却没有多少,一方面是因为排名前列年工资很低,也没有奖金,另一方面都用在各种基本家电的购置上。

我们住的三室一厅,房租水电网费分摊下来每月300元/人,是五羊新城的一半价钱。房子在下渡路村里算很新的了,每个房间都能照进阳光,但就是什么都没有,我也是排名前列次理解了书本上的“家徒四壁”是什么意思。洗衣机、热水器、冰箱都是当时我们仨苦苦搜寻的二手货,又笨重又耗电,运转起来“吱吱”声和“轰隆”声此起彼伏,但暂时还没钱更换新的,只好继续忍耐下去。

换了新床,买了张褥子,睡觉时总算不会因为硬木板咯得骨头疼。铺了块地毯,居家感满满。买了配套的书桌和椅子,再也不用在床上支起小桌子了。周末的时候另外两个房间的女孩,帮我一起把房间刷成了奶黄色,早晨阳光照到的那面墙,我仿效莫奈画塞纳河畔的笔法,绘了一片有树林、水波纹的景,这样,好天气的早晨醒来,就能看见光晕在树叶上跳舞。

哦对,还有落地灯,对于我来说,落地灯就是「凑合住」与「好好住」之间的分界线。

我早就看好了:弧形支架,有种“俯首来看你”的温柔,颜色是柔和的白色,不是工业气息的瓷白。我不要它成为屋子的主角,而是我需要精神慰藉时的安静陪伴。

有一次,在灯下看书时听到外面淅淅沥沥的雨声,空间忽然变得恍惚空灵又旖旎美妙,疲倦像热水里的新茶一般,丝丝缕缕地舒展开来。

第三年(2008):谁动了我的生活?

当生活的某一方面进入正轨,原先忍受的另一方面矛盾势必以尖锐的姿态戳破和平的假象。

于我,则是合租生活的朝夕相处撕碎了曾经看似完好的象牙塔友谊。

“哐当!”“呯!”“唰唰唰”“哎哟你快点出来我要上厕所来不及了!”通宵写完稿刚爬上床补眠的我再次被这些动静惊醒,而这几乎是每天都会上演的“二重奏”。

我其实是那个,在许多招租贴里明确不受欢迎的那种“作息不正常”的人:经常通宵写稿,白天补眠,我也被她俩明里暗里嫌弃过采访晚归,白天在家开空调用电太多。

当然还有更头疼的“磨合”:总是有人忘带钥匙,不管你现在在哪、在做什么,一个电话让你回家开门;下班回家发现不知谁的钥匙还插在锁上忘了拔,可怕的是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无数次;放在客厅、卫生间里的面霜,总是可疑地被挖走一大块;扫地只扫自己房间,客厅和厨卫的清洁永远都是我的活儿,美其名曰“反正你白天不用坐班”;做过一次饭被夸好吃后,天天下班回家就等着我做好端上桌,也从没有人提出过轮着来,等等。

在学校互帮互爱日子里相对的美好,已经渐渐被一件又一件的琐事冲突消磨殆尽,那些预留的情面,也一次一次被打脸。我根本不敢想象,如果当初合租的是陌生人,会不会有更糟糕的结局。

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了下来。在又一次采访晚归后,为了不打扰可能已经睡着的室友,我没有开灯,但弄巧成拙地碰倒了放在门边的可乐罐子。小小的清脆的声音在客厅里绵延了好几秒,本来是虚掩着的其中一间房门,突然被狠狠地“嘭”一声关上。我心怀歉意地朝卫生间走去,刚打开门却忍不住尖声惊叫:

“梁佩均!你带男人回来可不可以说一声啊!”

“谁让你这么晚回来,难道我还得熬夜等着跟你报告?”

“你可以给我发信息啊!而且你男人上厕所怎么不关门,不知道这里都是女生吗?!”

“哟,谁敢打扰周大记者工作呐?你还是先管管你自己吧!”

我顿时气结。这时候,另一个房间传出更尖利的愤怒声:“还睡不睡了?吵死人了都!”

后来,我以较快速度联系了一个单独的套间,并且在她俩想要抱怨空出一间房多交房租之前,找到了另一个正在找租房的同学。好在,那个同学是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第四年(2009):一个人,闭上眼就是噩梦

工作后,时间的流逝仿佛加快了速度。如果按自己的节奏生活,很容易在裹挟着人流的大潮里掉队而浑然不知。

小莉的结婚请柬寄到的时候,我正在只容得下一个人转身的卫生间里,奋力地刷着发黄的瓷砖。

手机铃声不知何时被我调到了较大声,大概是因为前一晚等男友电话,怕自己睡过去了听不见响。电话执着不停地响着,我丢下抹布,用力地甩了几下手上的水,抬起未被沾湿的手臂,胡乱地抹了下脸上的汗,急匆匆地跑出去想接电话,谁想被卫生间高出一块的瓷砖绊了一下,一着急伸手要扶住墙面,手却一滑,整个人失去重心摔了下去。

“咚”的一声响,只觉膝盖巨疼,坐地上好一会才缓过来。拿起手机,一按下接听键就被那头的粗嗓门吓了一跳:“快递!在楼下,赶紧下来拿,就剩你的了!”一瘸一拐开门,锁门的时候刚好隔壁那对和自己年纪差不多的小情侣打笑着出门,男生看见我紧皱着眉忍着痛走路的样子,欲言又止,想扶又看了女友一眼,悄悄缩回手。

快递是一个小箱子,打开里面一双旧高跟鞋,两件T恤,一条裙子,还有零零碎碎的唇膏、面膜、梳子等小物——都是我的,对,都是我留在异地男友那的。疑惑只存在了不超过2秒钟,我就反应过来了。心突然被紧紧地拧成尖儿,然后是飞速下落的失重感。

也不是没有在只有他一个住的公寓里发现用过的口红和掉落的长发,房间没有刻意打扫和收拾过,也许那一次他就已经不想隐瞒了吧。但这六年的爱太过漫长,我已经习惯向同一个人诉说悲喜,幻觉被打破的那一刻,才惊觉世上已千年。

我不能免俗地做了许多矫情的事:喝酒,泡吧,乱打电话,不断地否定自己,又神经质地历数他的不好。

失去的爱人,就好像写错的一首诗,钢笔插入心脏,指甲划破血管,流淌的都是我来不及说的话。

一个人,闭上眼就是噩梦,死乞白赖地到闺蜜家蹭睡蹭吃,直到有一天挣扎着醒来,额头、背上都是汗,模糊地记得好像又梦见了他,但是具体的怎么都想不起来了。就在那时,我接到了房东的电话。

“小周啊,有件事不好意思啊,我儿子要结婚了,房子不能租给你了。”

“可我们签的是一年,现在才八个月不到啊!”我记得搬进来的时候房东无意中说过自己没有儿子。

“反正这房子要卖了,你赶紧找个地方搬走吧,给你三天时间!”房东的声音突然变得凶狠起来。

我一下就认怂了。不是因为对方的强势,而是这样的强势一下让我看清了现实:爱情会消失,租的房子会被收回,所有我视为支撑生活的安全感原来这么不堪一击。

总有人说,痛苦是财富。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能真正从痛苦中走出来,并因此变得更强大,这才是财富。成长真的蛮痛的,回忆是会羁绊的水草,时间才是良药。

广州的房价自2007年就开始急遽上扬,从6352元到8599元,一年暴涨超过三成,到了2009年,涨到了9346元/平米。我数了数积蓄,又想起房东的三天期限,叹了口气,还是继续租房吧。

失恋后,我好像丧失了所有的耐心,不愿意再住在一个白天是菜场晚上地上都是垃圾和油的巷子里,不愿意每天在挤地铁时被推搡得长发乱掉,高跟鞋也常常被踩得面目全非。那时的我,也刚刚换了份工作,地点从原来的中大附近的破旧办公楼搬到了珠江新城的写字楼。

只用了一天的时间,我就定下了公司附近的一套单间。说是单间,其实整套房子只分割成了两套,另一套是房东用来堆放为数不多的几件家具,暂时无人居住,所以其实就我一个人住。

房东也很爽快,租金上并没有额外多收,和旁边好几个人拼租的单间价格差不多。虽然一个月房租花掉了工资的大半,但还是很高兴,以为是运气好,也开始收拾心情,打算开始新生活。

第五年(2010):嘿,姑娘,你被坑了吧

我果然没有高兴太长时间。住进去的第三个月,房间里的家电开始接二连三地坏掉,我联系房东,他振振有词地说,当时和你说好了,一个月之内家电有任何问题,我都包修,之后就你自己负责了。

我使劲回忆,都记不清这段话什么时候对我说过。我带着商量的口吻,问能不能维修费各出一半。房东在电话那头用一种极其耐心,耐心到我觉得有点诡异的语气说:

“这些家电,是你用的期间坏掉的,你得负责修好。就算你不住了,我到时候来验收,如果是坏的,那么两个月的押金,你就不要想拿回去了。”我还有点发愣,房东已经挂了电话。

讲真,在住进这套房子之前,我甚至不知道家电线路坏了要找谁维修,而在一夜之间,我几乎能熟练背下楼下各个五金店维修店电话号码。

那时候,屋子里连线路都断了,我只能又住到闺蜜家。有大概一个星期,我每天早早就到租房里守着,等各种师傅上门,修门修窗户修洗衣机修线路各种修修修修,因为不懂行情,任凭人开价,后来跟闺蜜一说,被她骂了一晚上没脑子。

有一天下午,我正站在门口看师傅换水管,隔壁家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买菜回来,向我这边张望了一会,招手把我叫过去,小声地在我耳边说:

“姑娘啊,被坑了吧,你搬进来的前几天啊,我刚看见那家人把新家具家电都搬出去,不知从哪又搬了一批旧的进来,进屋的时候,那洗衣机的后板还掉下来了,我都看见了。”

我这才恍然大悟。谢过老太太,我径直走到浴室,找到热水器上面的标签一看,果然,是2001年产的,到现在已经九年了。再看洗衣机,也有八年了,怪不得每次洗都“轰隆隆”巨响,还猛烈晃动,必须扶着才能继续运转。

正在这时候,维修师傅边埋头干活边大声问我:“小姑娘,你省钱买二手家电也就算了,干嘛买这么旧的啊,可能修都修不好咯。”

“师傅,这些都是房东买的,我刚住进来没多长时间……”我鼻子一酸,说不下去了。

师傅回过头同情地看了我一眼:“嘿,难怪呢,估计是那房东就指着你来换新的呢!”

有人说过,不幸和幸福是等量到来的,但我没想到,不幸和不幸也有可能是等量到来的。

当我终于等到所有东西都修好,搬回家住的那天晚上,我发现空调也坏了。这一次,我没有再找维修师傅,而是直接下楼走到附近的电器店,十分钟不到就定了一台新空调。付款的时候我问什么时候能上门安装,现场销售慢条斯理地翻着一个记得密密麻麻的小本子:

“现在是高峰期,排队较快也要一个星期啦。”

是的,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尤其在这座夏季以高温出名的南方城市。当我回到室温几乎升到四十度的屋子里时,已经晚上10点了,没有吃饭,胃开始隐隐有些疼,手机里已经收到编辑第二次催稿短信,关上门我就一屁股瘫坐在地上,过了很久感觉到腿发麻,准备站起来去煮碗面,才发现自己一脸的泪。

是疲惫还是委屈,我已经分不太清了。当一个人需要单枪匹马和这世界硬碰硬的时候,没有多少事情是能够真正看起来是令人愉悦的。

第六年(2011):长大后,我们成了自己想嫁的男人

经过一场大修理,起码有大半年,那些家电再也没有“闹情绪”。

只有一天晚上,广州暴雨如注,空气开关突然跳闸,我摸着黑给房东打电话,他说可能是家里某个插头短路了,让我找找看。当时电闪雷鸣,我踟蹰了一会,戴上平时洗碗用的胶手套,用手机电筒照着一个个排查。

那个短路的插座很快找到了,在窗户下被不知是飘进来的还是渗进来的雨水浸湿了。可是空气总闸却怎么都推不上去,上网搜索了好久都不得其解,后来拍了照发到微博上求助,有人提醒我,中间那个蓝色的点是漏电保护按钮,按下去再推总闸就可以了。我照做,屋里总算重新恢复了光明。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长大后,我们终于成了自己想嫁的男人。

学会了换灯管、换灯泡,知道了可以用在热水器上的定时器,楼层高水压不足加个压力泵就行,电表太高看不清读数可以用单反拍下来再放大看。

以前总是希望遇到一个人,帮我做这些我不擅长做的事,在我惊慌失措的时候告诉我该怎么办。直到我能自力更生解决生活中大部分难题,我才慢慢意识到,自己所欠缺的东西,都是自己的责任。

没有谁必须以依赖另一个人的方式生存。我终于不再觉得委屈。

在这一年里,我还换过顶灯,换过洗手池,装过百叶帘,还差点换过屋门。不过,有些大动干戈的装修,还是不方便在租房做,房东也不同意。

我经常在写稿的间隙,愣愣地看着屋里自己改造的地方,想如果今后买了房,要挖出一个墙角做壁龛,买一个整面墙大的书架,纯白色就好,厨房用明亮的白色和浅金色,而卧室只用简单的蓝、白、驼、灰,我是不饱和色系爱好者,带灰调的色彩会让我感到安心(也有人把这种色调称为“性冷淡色”,哈哈)。浴室要用仿木板瓷砖,而且要长得和家里的真木地板一样,这样,来了客人就可以让他们一头雾水:

“咦你家浴室怎么是地板?”

“不是地板是瓷砖啦。”

“哦你家客厅也是瓷砖?”

“不不不,是地板啦!”

没想到这样的意淫很快就要变成现实。家里心疼我总要和房东斗智斗勇,自作主张卖掉了一套房子,要我拿去广州买房。

2010年,广州住宅均价首次突破万元,我和家里商量后,都觉得错过07、08年那次房价大涨后,这次不能再等下去了。

第七年(2012):在广州租房难,还是买房难?

这一年,买不起心水房子的望洋兴叹、房价翻涨的追悔莫及、密集看房的身心俱疲、买房过程中的尔虞我诈,开盘抢房的遍体鳞伤,砍价时的越挫越勇……我全都经历过。

花都从化环境好但太远,增城没户口没地铁而且配套相当贫乏,黄埔污染严重……一项项排除下来,打算优先考虑市区二手房。

看二手房,广州有许多“经验丰富的”中介机构,我现在后悔的是,我花了大部分时间,在寻找“说真话”的中介。我当时固执地认为,有了好的中介,能够代替我先筛选过一遍我可能看不出破绽的房子。

和中介打交道,我是抱有警惕的,但还是有意外。比如,虽然我一再跟中介确认网上的房源是否真实存在,价格是否真实,都有可能因为不同中介放出同一套房源而被其他买家捷足先登;又比如,约好的时间,说好的小区门口,中介经纪人却常常不见身影,电话打了说马上到,结果快一个小时才过来,其实是在陪另一个客户看房;再比如,许多房子挂在网上是安静又光亮的照片,兴冲冲跑过去,窗外车一驶过就有震感,噪音不绝于耳,屋内几乎不见天日,光线显然是PS过的。

刚开始,爸妈的意思是,较好买个带好学校学位的。好学校,多在越秀区,我们一去打听,带省级小学学位的二手房其实很少,比如带东风东路小学学位的东风广场和锦城花园,当时的市场均价都超过3万元/平米,稍微新一点或者朝向好一点的就奔着3.5~4万/平米去了,两房的,要卖250~280万,三房约330~416万之间。

我算了下,买两居室,按总价250万,首付60万算,就算我能用公积金贷款50万,也还得用商业贷款140万。公积金贷款利率4.9%,商贷是7.05%,每月等额还款需要14168元。我当时的工资,只有小几千。家里卖掉的那套房子,哪里值60万,加上二老积蓄,也可能只勉强凑够首付。

我还没有孩子,甚至连对象都还没有,不想因为一套昂贵的学位房剥夺了父母后半辈子的保障,更不想让他们这么大年纪了,在往后几年,甚至更长时间,都需要拿出养老金来补贴我的月供。

当我放弃那套房子的时候,有位应姓小姐也在看房,她告诉我,她已经打算卖掉天河北金碧翡翠华庭和珠江新城保利心语花园两处物业(分别为80平方米的两房和105平方米的三房)之一,就为了已经到入学年龄的小儿子。

中介也跟我说,已经有9个人在排队等着看这套房。他还说,今年行情还算淡,去年有12个人抢着要这个小区的某套三房。

如果我知道,那房子在三年后涨到了300万,不知是否会咬咬牙买下来。

我们总是愿意谈论远方、诗意,也总以为会有突如其来的惊喜,但生活总会让我们一再等待,等待一个未知却又无法放弃盼望的结果。

我当然知道这世界常常的温柔的。每当我闻到隔壁厨房里飘出的排骨肉香,沉浸在夏日西瓜加汽水的甜味,走在喧闹的音乐广场上时,总会有突如其来的思绪打断我:昨天看上的那套房子,一定要催着中介安排时间尽早去看;或者,今天和房东商量的价格这么低,房子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又或者,明天,明天要和中介声明,不要再带我去看那种狭窄巷子里的老楼房了。

是的,我还在和中介继续斗智斗勇。这场战争,我步步为营,却感觉自己输得彻底,失望无孔不入。

最惊险的一次,我通过中介与卖房已经把合同签了,房子小,总价也不太高,100万不到,首期款付了50万。当时爸妈都挺高兴,觉得往后我的月供负担就不会太高了。结果当我去办理房屋过户的时候,才发现就在前几天,这房子已经被天河区人民法院查封。

我当场就吓得腿软,后来才知道这套房子被查封的原因。原来是前两年,中介向房东购买了这间房子,支付了部分房款,还欠27万元尾款,但已经完成了过户手续。后来,中介找人伪造了一本《广东省房地产权证(粤房地产权证穗字第090×××695号)》,交给那位排名前列房东用于推迟其还款期限的抵押。到了今年,那位房东在天河房地产登记交易中心查询得知中介交给她的房产证为伪造,随即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房子立刻被法院查封。

在此之前,我都以为中介耍的不过是小手段,万万没想到会出这么大岔子。后来各方调解了足足两个月,房屋才解封。但房子我实在不敢再要了,不顾父母双双反对,硬是退了房,3万元定金打水漂不说,还另外给了中介13310元违约金和19560元的所谓“服务费”,才把50万首期款拿回来。

虽然损失惨重,但在当时看来,花几万块钱拿回50万,放弃一套疑点重重的旧房子,怎么都是值得的。

但是,父母再也折腾不起了。整整大半年,他们几次到广州来陪我看房,走遍广州大大小小街道,体力、精力、耐力一再被消磨殆尽,累得走几步就要停下来歇一会,我只能沉默地给他们捶捶背,觉得自己特别不孝。

2012年12月20日,看完房回到租屋已是深夜,洗完澡出来才想起是传说中的世界末日,不禁自嘲:连世界末日都没有到来,那只好撑起精神继续找房子。

那时候,许多购房者还抱有幻想,认为普通住房售价还能回到2010年暴涨之前,甚至有投资顾问首席分析师登上网络版面,大谈特谈“楼价还有下降的空间”、“现在的均价再打个五折就比较合理了”。

我心里却很清楚:不能再等了。在我犹豫又犹豫的这一年里,我重点关注的板块,多数业主反价,抬高了十多万。

第八年(2013):还能买到好房子吗?

过完年,爸妈跟我商量:“还是买新房吧。”一朝被蛇咬,我也不敢再看二手房了,也没有再相信过任何中介。

买新房也有“陷阱”:样板间利用视觉误差、家具尺寸缩小来让扩大空间感;装修标准与销售宣传不符;承诺的学位、地铁、超市配套都不到位;内部认购房价低诱惑力大,但可能是还没拿到预售证就开卖的;开发商可能会强迫买家接受指定的物管公司,或者以次充好偷换掉之前承诺的;房子本身就“五证”不全,导致房产证迟迟拿不到;更恶劣的,可能还会遇到项目公司借破产逃债,留下烂尾楼。

当时考虑的是,不能离市区太远,交通要方便,不然上下班耗时太长;要有24小时便利店;要有个大阳台,采光要好,足够安静,等等。列出几点必需的要求之后,我开始在网上撒网式地找房。3013年,真是一个全国楼市集体狂欢的时代,调控如同“纸上谈兵”,市场依然持续“发光发热”。有人因此说了句很恰当的话:“猪圈都能卖出去。”

在这样的狂热中,许多人根本来不及看清房子优劣,就在抢“楼花”大军中乱了阵脚。熬夜、排队、抢房……我常常站在人头耸动的售楼部,看着不断地被贴上“已售出”标识的销控墙,焦急又无助。

“还能买到好的房子吗?”这是我问自己最多的问题。

我反复告诉自己:我手上拿着的是父母大半辈子的积蓄,我不能随随便便地买个我不了解的房子。冷静下来后,我开始耐着性子,一个个楼盘地做功课,做对比。

查预售证,查负面新闻,这些都不难,难的是缺乏一个专业人士能指点楼盘的优缺点。就算我每个星期周旋在不同的新盘,看了无数个样板间,但都只是停留在个人喜好上,最多能看出朝向问题。

巧的是,那阵儿刚看上一个新盘,就在文冲站A出口,在网上搜楼盘信息的时候看到一篇以“踢楼特工”自称来介绍该楼盘的文章,嘿,有点意思。读下去,物业管理、未来园林景观、户型优缺点、装修标准、生活配套、教育资源等等,一应俱全,把我现场看房时忽略的细节,三言两语就点出来了。

人好像总是这样,排名前列次付出的信任,总是特别笃定。虽然后来也发现不止这一个网站在做楼盘点评,但每每遇到心仪的楼盘,总会先去看看搜狐焦点网有没有评测,没事时也会多上去看看,最近有什么好房子推荐。

最终定下来的是一套复式两居,小区不大,五脏俱全。较大的不足是,距离最近的地铁站要步行15分钟以上,要是穿高跟鞋可能要走得更久些。

但我还是因为喜欢那挑高5、6米的层高而拍板:“就是它了!”想到下雨的时候,在二楼的床上按电动窗帘就能看到雨落,心情就格外欣喜。

我对雨天总有种执拗的情愫,那些大雨落下的瞬间,总让人可以体谅,对生活偶尔怀有的胆怯。

那时,已经是广州的冬天了。那年好像特别冷,我在租屋里写稿,经常写到全身冰凉,必须去洗个热水澡才能恢复能量。

签完约回来的那个下午,阳光从租屋窗帘掀起的一角,斜斜地铺出一道长长的光痕。想到刚买的房子那面巨大的落地窗正朝南,心里就像灌了热水一样暖乎乎的。

这场两年的购房战争,终于落下了帷幕。曾经迅速膨胀的奔波、委屈、躁乱、不安,像被刺破的气球,又迅速地瘪下来。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为什么人们总是说,不要被坏的过往耽误了未来。

买房这件事带给我的,更多的不是之前期待的安全感,而是我从靠做梦过日子的幻想中走出来了。靠幻想支撑的日子是很危险的,你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依赖这种幻境一次又一次原谅自己,还是真的知道它在未来的哪个节点,知道你走多少步就能达到。

未来我可能仍然无法保证在生活的磨难里永远坚强,但至少我可以努力做到让那些坚强配得上拨云见日的欣喜。

电影到这儿一般就结束了,但是那天下午,我拉开窗帘,眯起眼睛看着夕阳一点一点地沉入远山,总觉得生活有些什么好像未完成,又好像刚刚开始。

第九年(2014):我才不要那样的他,送我回这样的家

虽然在脑海中预演过无数次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后要如何装修,但,可能是因为长大了,审美也改变了(扶额),比如再也不会为了一显身手画墙绘,而是打算攒着钱,一幅一幅地把那些我喜欢的小众艺术家的油画买回来;比如再也不喜欢浴室仿木瓷砖,甚至连原本客厅和卧室精装的深色地板,我都换成了全白,房间主色调也是白色和浅暖色,越简单越好,当然,不饱和色仍然是我的最爱。

在卧室盘腿看书的地方,丢了块又大又柔软的毛毯,改装大致是完成了。搬家的时候还遇到了一点小波折。本来预约好第二天搬家公司过来,但临时被公司派到外地开会,打电话给搬家公司说要取消第二天的预约。没想到,预约的时候,前台温柔又体贴,一说要推后,立马换了一副恶狠狠的口吻,声称要收两倍的违约费,不然就让我等着他们上门闹吧。

我没说什么,马上把钱打过去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畏惧这些恶意。

以前大概是生活太贫乏,拥有的太少,一旦生活里被抽走什么东西,都会惊慌失措。而现在,我内心深处曾经无法面对的那部分恐惧感,居然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消失了。

克服软弱和自卑的感觉太好了,再也不会因为被责难被否定自己,再也不会因为什么狗屁的人包容欣赏我才能感到高兴。那些全都不重要了。我真的爱自己,我的快乐比什么都重要。

说到这里,其实我又打算租房了。

在我装得极为满意的房子里住了两个月,我坚持要搬回公司附近租房子。原因很简单,每当我想穿着华而不实的高跟鞋上班时,从家到地铁那段十五分钟的路程就显得很要命,我也受不了广州地铁早高峰那种拥挤的疯狂。我没车,就算有,我这么糟糕的驾驶技术,也不打算在上下班路上显身手了。打车?我早上总是睡得争分夺秒,无法把希望寄托在这种可能等很久都叫不到车这样虚无缥缈的事情上。

我租下了五羊新城一套两居,以预付一年的谈判条件,把租金从6000压到5000每月,这个小区比较高端,大多都是屋主出国或者本身有多套房,小区很大,园林有的放矢,不刻意做错落或者繁复的空间设计,大气宽阔舒适,咖啡厅很安静,不会有那种高声嚷嚷创业计划的人,基本都是私人会面,交谈轻声细语,写稿也没有任何问题,24小时便利店下楼便是,泳池是露天和室内各有一个,水质很不错。小区外围一圈中高档商业,永远不缺新鲜又种类丰富水果的超市,环境好的日料、西餐厅就不说了,还有插花很讲究的优质花店,晚上十点下班回来还能买到新鲜出炉的面包。

其实一条马路之隔的小区,房租才3000,也不用预付一年,但我不愿意。因为有了这几年的积累,我换了工作,升了职又加了薪,我完全承担得起现在的房贷和租金,最重要的是,我不想再将就地生活了。我喜欢这里安静的氛围,温暖又不过分热情的邻里之间;我喜欢这里的小孩漂亮可爱又很讲礼貌,而不是毫无节制和管教地横冲直撞声嘶力竭地哭泣;我喜欢这里每天快快乐乐巡逻的保安门卫,喜欢他们总是把代收的快递仔仔细细地放好,而不是乱丢在地上一堆要人找半天。

我喜欢我自己一个人生活也放松舒服有安全感的样子。当然,我还有小小的私心和虚荣,当有喜欢的人送我回来的时候,不会再看到我年轻的时候住的那种地方,将车费力地挤进有油有水摊的小巷子,再在黑暗里和我Say bye-bye。

第十年(2015):命运啊,我们下一站见!

有件事情,或者说,有一份努力,我一直没有交代。而我最初以为,那仅仅是假手了解这个世界的工具。

我从四年前开始学日语。刚开始两年,我不用坐班,每天上午7点到11点,是我固定的写日语作业的时间。因为要早起,基本不再过那种通宵写稿的日子,我把录音丢给某宝整理,省下了大量时间,又因为长时间固定的支出,还与他们谈下了有力的折扣。睡前也保持着读原版日文小说的习惯。后来两年,我开始坐班,就把做作业的时间放到了晚上6点到10点。

这其实是我在年少开始看日漫的时候就想做的事。但是因为懒,也因为不自信(我的英文成绩一直不好,我一直以为自己缺乏学习异国语言天赋),被搁浅至今。而就在今年以前,我都以为自己这样执着地去学日语,磕磕绊绊地拿着字典拟采访提纲,是为了做更多这个国度甚少有人问及的话题。

2014年10月,我在乌镇看了两场戏,日本戏剧大师铃木忠志先生带来的代表作《大鼻子情圣》和《李尔王》。我被那速逝而壮美的大和男儿气概迷倒了。但因为刻意去掉女性化表演,这两出戏在崇尚女权(或者说“女性意识”)的国人那,是很容易被腹诽的。随后大量关于铃木先生“不被理解”的报道广泛地传播开来。

也许是那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以个人趣味去影响时代的想法是幼稚而无为的,我越来越想迁就真正的自己,去和那些自己认为有趣的事情坦诚相见。

2015年初,趁积雪未化,我去了一趟北海道。乘坐薰衣草号与KURURU号巴士,下车时大雪纷飞,一脚踏到稍有些松陷的雪地里,我看见了森时计咖啡屋。

那是日剧《温柔时光》中的故事发生地。据说,这座咖啡馆就是因为这部剧搭建的,一直保存至今。那天下午,我坐在吧台上,自己研磨咖啡豆,感觉非常奇妙,就像是十一年前,大三的我站在屏幕外,以第三视角注视着现在的我。

吧台上放着平原绫香的《明日》,在无数个写完日语作业的深夜,它几乎成了我入睡的背景音乐。咖啡师在递给我第二杯咖啡的时候,突然说道:“你也喜欢仓本聪先生?”我注意到他用的是“喜欢”而不是“看过XXX的剧”这样的词(后来他告诉我,太多游客为了这部剧到这儿,匆匆来过又匆匆离开,只有我孤孤单单地在这发了一下午的呆),点了点头,用日语问他:仓本聪先生,后来还来过这喝咖啡吗?

他告诉我,仓本聪先生,偶尔会过来,但是近来身体已经越来越差了。我们聊起他的封笔之作《风之花园》,聊起他那张老态却让人怀念的昭和时期的脸,聊起他那句振聋发聩的名言:“我的创作,是要挽回日剧失去的尊严。”咖啡师告诉我,那个年近八旬的导演,还在教当地的年轻人演戏。

最后,那个咖啡师指着墙上的海报说,你来晚了两天,他有部新戏,前天晚上是最后一场。

我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向他请求要来那张海报,小心翼翼地折好放到随身包里,起身道别。走到门口,我突然回头,用生涩的日语一字一句地说:

下一次,我不会再错过了。

我错过了三十岁之前谈婚论嫁的机会,错过了较佳的买房安家时机,错过了许多有趣的在场,但也感谢这些错过的时光,造就了今天能够有能力有勇气再次出发的我。我想怀抱着起码是今年的愿望,犹如拓郎环抱着终于满意的那件陶器作品,再次来到寂静的森时计。

两个月前,我托付了在这个城市里的所有一切。房子租出去,工作辞掉。意料之外的是,当我告诉父母这个决定的时候,他们一句劝都没有,只是默默地到广州帮我处理了庞杂的行李,登机的时候只说了一句,注意安全。

我还记得刚买完房的那种得偿所愿的狂喜,也记得窗外的每一道阳光和每一场雨。不过现在,我也可以有别的享受、别的生活方式了。我也可以继续努力,一点一点好好感觉,得偿所愿的一次又一次狂喜,再相信未来有更好的一切。

今天在便利店买水,杂志架上已经摆满了红叶特集。终于,要进入京都一年中较好的时节了。

so,我可能要开启下一个十年的租房时光了。从来就没有什么一定对的生活方式,命运啊,咱们下一站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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