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 东莞如何向深圳学习

　　9月6日，深圳隆重庆祝特区建立30周年，一批在东莞投资的深商赶回去见证了那一刻，赵文发是其中一位。身居澳星公司董事长的他，两年前就将公司搬到了东莞塘厦。在深圳的七年，澳星扩大了10倍，在东莞的两年，澳星实现了翻番。对于这一变化，赵文发感叹的不是别的，而是深莞两地的互补优势，让企业如虎添翼，实现了持续发展。赵文发的这番话，在横跨深莞两地的企业中很有代表性。事实上，他也道出了深莞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变化，即从最初发展“三来一补”的竞争关系，日渐走向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新型合作关系。

　　业内普遍认为，深圳第二波产业转移大幕渐次拉开，对“关外”的东莞而言，除了把握好产业转移机遇，又不能满足于做“深圳产业转移的后花园”。因此，如何向深圳学习，又发挥好互补资源效应，是东莞当前无法避开的课题。

　　上周一，深圳隆重庆祝特区建立30周年，而在此前一天，是东莞撤县建市25周年日。蓦然回首，这两座城市已携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征程上的坐标城市。转向间，深莞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变化，由竞争大于合作，转向另一番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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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的影子

　　“可以说，东莞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学习追赶深圳、主动接轨深圳、承接深圳辐射带动的过程。”

　　从一个南方小渔村，转瞬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示范区，作为“敢闯敢试”的代表，特区30年并不仅仅意味着福至名归后的坐享功劳，而是总结经验后的再次出发。

　　巧合的是，在深圳庆祝特区成立30周年之前一日，正是东莞撤县建市25周年，东莞在毫无特殊政策的境遇下，同样凭着一个“敢”字，从一个农业县迈向了国际制造业名城。

　　如果将两个城市放在一起进行比对，在东莞发展的很多关键节点上，都或明或隐地有着深圳的影子。“应该说，东莞和深圳发展的节拍是一致的。”市委党校经济教研室副主任查日升这样点评。

　　在庆祝大会上，比亚迪等企业发言，他们是深圳从“三来一补”低端制造向自主创新高端转变的一个个剪影。深圳光鲜的背后，表面上看似水到渠成，实则经历了进与退的艰难抉择，这和正经历转型阵痛的东莞情形相当。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深圳还是一个农业小镇，似乎一夜间崛起大批“三来一补”企业，这种情形有东莞当时的境况尤为相似。

　　但1986年首次经济转型之后的十年，深圳已成长为国内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经济中心，阵痛却不可避免地在九十年代初显现——一则，包括东莞在内的周边城市，用更加优惠的政策、更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把大量“三来一补”的加工型企业从深圳挖走；二则，深圳意识到迫切需要转型。

　　也正是这一次，深圳在1992年就提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不惜承受工缴费大幅下降的损失，转移“三来一补”等低端项目，转向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兴、华为等创新型企业随后崛起。深圳的“二次创业”，客观上“制造”了东莞发展的一个新高潮。

　　进入21世纪后，土地、资源、环境、人口上遭遇“难以为继”难题的深圳选择高新技术、金融、物流、文化作为四大支柱产业。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中，深圳以华为、中兴、比亚迪、迈瑞、大族激光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纷纷取得了30%以上的高速增长，用事实证明了深圳“没有被抛弃”。

　　东莞由于主动承接深圳的产业转移和思想辐射，也迅速快步成长。“可以说，东莞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学习追赶深圳、主动接轨深圳、承接深圳辐射带动的过程。”去年5月1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志庚率团到深圳学习时，就作过这么一番总结，在他看来，深圳的发展历程反映了全省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发展模式转型的普遍要求和正确取向。

　　当下，在周边城市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纷纷上路之时，深圳又先行一步，近几年的“一号文件”都锁定“自主创新”,并瞄准“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这又成为转型东莞的现实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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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承转

　　深圳加速转型和加速转移，为东莞带来了承接深圳第二波产业转移的机遇，越来越多的深圳企业，不仅把制造环节搬到东莞，还计划将总部设在此，在他们眼中，东莞是一座宜商宜居新城。

　　商人的嗅觉是敏锐的。在东莞2006年迈开双转型步伐之初，澳星的赵文发感觉到机会来了，他跑到塘厦置了50亩地，并于2008年建起了东莞澳星视听器材有限公司。

　　澳星上个世纪90年代初还是一个小作坊，2001年由汕头搬至深圳后经营的七年时间内，规模扩大了10倍，成为国内行业排名前列、世界行业龙头地位的演示器材专业生产商，2008年从深圳转至东莞2年间，公司规模再度翻番，如今澳星又购地80亩，适应快速发展需求。

　　赵文发坦言，让澳星决定从深圳搬迁到东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深莞两地优势互补越来越明显，往何处去，东莞成了他们的优选。

　　“深圳企业向东莞转移可以分为两波，我们澳星算是第二波，排名前列波的企业不论是规模上还是技术上都处于中低端水平，第二波企业在技术水平上和资金规模上都有明显提高，属于高端制造业，很符合东莞现代制造业名城的发展定位。”赵文发说。

　　虽然半天在深圳、半天在东莞上班，但赵文发却没有感受到不适。这得益于两地一体化的便捷。转到东莞的企业，并非孤单的澳星，在其转来塘厦的同时，有26家供应商和合作伙伴同步进入塘厦。

　　“这里基础设施好，产业配套齐全，环境优美，政府服务到位，不但宜商而且宜居，能够吸引到高端技术和管理人才前来工作和定居。”赵文发的这般见解在业内已成共识。

　　对于赵文发来说，下一步是不断整合公司各地的资源，逐步把发展中心放到东莞，将东莞作为整个澳星公司的企业总部、研发总部。如今，这样的企业并不少，今年上半年，签约松山湖的一批企业多数有此意向。

　　深圳的新一轮产业转移直接让周边镇受益。上半年，塘厦招商引资额的增速超过60%，新签项目同比甚至超过200%。除了上述提及的吸引力外，简政强镇带来的效应开始显现。

　　促成深圳企业加速转移，还与深圳关内外一体化有关。“现在的东莞就相当于当时的宝安和龙岗了，深莞的界限在缩小和消除。”赵文发说。

　　当然，令深圳企业倾羡的，不仅是东莞的土地，近几年，东莞发力建设的科技园区、载体和平台是吸引他们的重要原因，松山湖就是一例，一批深圳企业前来投石问路。

　　但与此同时，决策层又提出警醒，“松山湖不能仅做深圳产业转移的后花园”。查日升分析，这虽然是要求松山湖，事实上也指向各镇街，而这就牵出了一个如何利用深圳优势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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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补并进

　　深莞产业同质化在逐渐褪色，两市各自新定位（国际产业创新中心、国际产业制造中心）的清晰，注定了两个城市的关系将由竞争大于合作，转向合作大于竞争。

　　历史的原因，让深莞曾在很多方面同质并进，但这种状况伴随深圳追求“国家创新型城市”以及《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深入实施而改变。

　　长期关注和研究深圳的查日升，最近认真研读了8月12日省政府发布的珠三角“五个一体化”专项规划，包括基建、产业布局、公共服务、环保和城乡规划。他发现，省里给深莞的产业定位越来越清晰，深圳定位是：国际产业创新中心，而东莞定位是：国际产业制造中心，“这将影响未来深莞的产业布局”。

　　按照规划，广州东部和中部-东莞-深圳等东岸地区将形成东岸知识密集型产业带，重点布局发展金融、物流、会展、信息服务、专业服务、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以及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形成服务化、高端化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带。

　　“深圳现在主攻高新技术、金融、物流和文化产业，在珠三角要站到金字塔顶端，在这种更高追求下，伴随着‘四个难以为继’未得到根本改变，以及新的国际技术和产业转移，区域间的产业转移成为一种必然。”查日升认为，深莞起步初期是竞争大于合作，而接下来，两地更多的是合作而非竞争，深圳加速转型，也在加速转移，东莞一方面不能来者不拒，另一方面要抓住战略新兴产业走高端制造、高端创造的路子。

　　赵文发对此深有感触，他认为，东莞和深圳应注重优势互补，错位发展。“深圳的高新产业可以突出产业的高端服务功能，为东莞的制造业提供物流、研发、金融管理等生产性服务，东莞可在巩固制造业基地的同时，与深圳进行信息电子产业等方面的分工协作。”

　　事实上，产业布局一体化虽然要强调市场的主导作用，但同时，政府的引导作用却不可或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专家丁力直言，同质化是老问题，其实质是行政壁垒的樊篱还没有突破，但现在面临着少有的互补良机。

　　虽然深圳为转型升级中的东莞树立了标杆，但多数专家学者以及企业界人士认为，在珠三角规划纲要面前，没有哪个市可以“搞特殊”，都可先行先试，东莞不能跟着别人后面跑，要在制度设计、发展理念、特殊产业等方面追赶甚至超越深圳。

　　对此，东莞圣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熊冠华提醒，有两个方面问题要解决，一是缺少知识高地，基础研究不足，技术创新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二是产业核心、关键共性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对这两个问题的破解，深圳已有成熟经验可寻，互补并进还需要东莞沉下去研究深圳、学习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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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深圳学习

　　早在2008年，东莞就提出了自身的学习目标——“内学广深（广州、深圳），外学港新（香港、新加坡）”，但究竟东莞要向深圳学习什么，如何才能学好，并不是个轻松的话题。

　　“我曾经在各种场合讲过很多次，东莞不用跑那么远去学习什么国际性的先进城市，只要能学好深圳就足够了。”这句话，是刘志庚在去年5月11日率团赴深圳学习时所讲。

　　事实上，近几年，东莞在向深圳学习上的确动作频频。2006年，刘志庚率大规模党政考察团外出学习，首站便是深圳。2008年，东莞又提出了“内学广深（广州、深圳），外学港新（香港、新加坡）”的口号。

　　去年4月份，在珠三角现场会上，省委书记汪洋指出“向深圳学习”后，刘志庚说，东莞则更加坚定了学习深圳、接轨深圳、服务深圳、承接深圳辐射带动的信心和决心。

　　但在东莞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期，究竟要向深圳学习什么，如何才能学好，仍是个并不轻松的话题。

　　“当时汪洋书记提出向深圳学习，主要是学它的改革意识、创新举措和发展模式，这切合了东莞破解产业产品结构低端化，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土地资源环境人口压力巨大，社会管理粗放等方面的现实需要。”查日升说。

　　包括政界和商界在内，多数认同应从这几个方面学习深圳——推进产业升级、开展自主创新、改革体制机制、加强规划建设、强化社会管理、建设生态文明、提升文化软实力。

　　“深圳的今天，应该就是未来不久的东莞，学习中要有这样的气魄。”而从企业层面来说，熊冠华认为，目前要学深圳的较大亮点仍在于创新，一学深圳加强源头创新，二学深圳引才留才机制。

　　赵文发对此颇有共鸣。他深有体会地说，东莞学习深圳，两方面大有作为：一方面，利用深圳金融优势，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可借鉴深圳推行企业联保政策，实现企业间相互监督和联合贷款：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在为企业购买服务方面加大投入，深圳每年都拿出几千万元向清华、北大等高校购买培训，送企业家去读MBA等课程，这为本土的企业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平台、融合平台。“东莞虽然也有类似政策，但更多针对的是本地民营企业，如何让外来的民企或外企也加入，培养企业家、培育企业家精神非常关键。”

　　当然，向深圳学习并非为了学习而学习，还应与招商引资等相衔接。赵文发建议，东莞可集中精力“挖”深圳中小板上市企业，“他们受限于深圳土地等资源约束，一些项目无法落地，这类企业又是内销型企业居多，如果能进驻东莞，将促进东莞经济均衡发展。”

　　无论是哪一方面的具体学习，对东莞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学习深圳、传承东莞敢闯精神，以“敢为天下先”的胆魄，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闯出东莞一片新天地。

　　编辑：mav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