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葆森的两个“情人”

　　■张劲松/文

　　虽然胡葆森对运作足球俱乐部乐此不疲，但其实他本人并不会踢足球。他真正喜欢的运动是篮球，尽管身高超过180cm，但他擅长的却是后卫位置，这倒与他一贯的沉稳、低调作风相吻合。

　　胡葆森痴迷的文体项目很多，运动方面包括篮球、排球、高尔夫、游泳、登山，文艺方面更是书画、音乐、电影、话剧无所不包，但由于事务繁忙，这些爱好基本上都搁置了。熟悉胡葆森的人都知道他写得一手好字，但如今，这样的闲暇时光于他而言也是一种奢侈。

　　如今，胡葆森的妻子陪伴着他们的独生女儿在澳大利亚攻读大学学业，胡葆森则在自己开发的郑州城市花园过着“单身生活”，他的办公室、起居室和建业总部的办公大楼连在一起。平时的日常生活被他处理到最简化的标准。每天6点多起床，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除却应酬之外一般是一日两餐，不吃晚饭，据胡葆森自称，平时一天连一百块钱都花不完，穿着上除了出席正规场合之外也非常朴实。有一次去理发，理发师还打趣他说：“你又穿着三年前的皮鞋、十年前的西装来了！”

　　但胡葆森对这些都不在意，由于年轻时候就下过乡、创过业，在他看来自己什么苦都吃过了，下乡时菜叶子都吃过，上大学时主粮是用于熬糨糊贴大字报的面粉，所以到了今天，他对生活质量看得很淡。“每个月几百块钱的日子照样能适应，即使回老家农村种地也能活下去。至于养老，有个几万块钱就够了。”胡葆森对记者说。

　　但那样的生活注定不可能属于胡葆森。尽管已近花甲之年，但在他看来，自己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特别是建业集团下一步要进入河南30个县级城市，在管理思路上是采取现有的两级管理架构，还是转化为三级管理模式，包括管控半径的扩大带来的营销模式的转变、新阶段人才的培养等等，都是需要他在未来必须理清的新课题，而解决这些问题至少还需要三年的时间。

　　“我的企业现在还不够成熟，我给自己目前的评分也只能在70分左右。”在应对记者是否已拟定好“退休时间表”的话题时，胡葆森却给出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答案。也许自从他穿上了“跑鞋”的那一天起，就没有想到过停下来的那一天。只是已进入晚年的胡葆森，如今的希望是在这样一条跑道上，自己的身影不再那么孤独。

　　“小学读了五年，中学也只读了四年，所受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也是在批判和非正常情势下获取的。所以，我经常说自己没文化，绝无过谦之意。”——胡葆森

　　艰难的成长

　　刻苦、要强，这似乎是胡葆森与生俱来的禀性。据他后来回忆，从小学到中学，自己考试几乎每门功课都是满分，如果哪一次考试只得了八九十分，心里就会很难受。

　　这样一名优等生，却在18岁那年受到命运的排名前列次嘲弄。在那个时代，用功读书早已不是主流，高中毕业后他在家乡的一所中学担任体育老师，还调教出一支打遍县城无敌手的篮球队。不久之后，“上山下乡”的洪流把他推向更加偏远的农村，也就是在那段人生中最为艰苦的岁月里，养成了他日后坚毅、淡泊物质享受的性格。

　　插队时期，胡葆森不改争强好胜的本色，他当上了大队的团支部书记，也没有放弃读书和学习。同时，他坚持锻炼身体，经常因陋就简地拿手推车轱辘替代哑铃作推举。有一天胡葆森正在锻炼，一个当地的农民过来挑衅说，如果胡葆森能连续把车轱辘举起20次，他就把一桶井水喝掉。胡葆森听闻此言，居然立刻一口气把车轱辘举了40多次才罢休。

　　三年后，“文革”阴霾初散，胡葆森也得到机会，被推荐到郑州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学习。那时高校的性质还只是工农兵大学，仍然要安排各种劳动体验，真正的学习时间只有两年多，加上生源水平参差不齐，课程难度也很低。因此胡葆森的大学生涯，自学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比如他曾用近三个月时间通读了一位名师的好几本教材。

　　那时的胡葆森，似乎有着耗不尽的精力，他身兼校团委、学生会领导、班委数职，还同时担任着系篮球队队长和女子篮球队教练，在校期间帮助他所在的外语系几乎包揽了所有篮球比赛甚至歌唱比赛的。后来回忆起自己的大学生涯时，胡葆森认为“没有留下什么遗憾”。

　　毕业后胡葆森供职于中国纺织进出口公司河南分公司，与他同时分配进公司的同事大多来自全国有名的外贸学院，但大学期间刻苦攻读打下的专业基础很快使他的优势显现出来。一次外贸人员外销英语考试中，胡葆森获得了全省排名前列名。而他的同事们，则普遍在口译能力上存在障碍。因此胡葆森逐渐成了单位外贸文件翻译领域里不可或缺的干将，被屡屡委以重任，连省内重要领导出访境外都点名要他陪同做翻译。这也成为他日后被派往香港工作的重要原因。

　　“人能嚼得菜根香，则百事可为。”在苦日子里泡大的胡葆森，对于物质的诱惑似乎有着天然的免疫力。刚参加工作没多久，单位有一次发给了胡葆森80元奖金，他想搞清楚发这笔钱的原因，就去人事处询问，结果正看到一位大姐因为人事关系不在这里没有领到奖金而哭闹。这让胡葆森感到不安，觉得自己刚入职几个月，这笔钱受之有愧。那时他在公司负责纺织品出口工作，掌管着出口配额，在厂家眼里小有权力，但他在工作中一直恪守原则。一次去新乡某厂家公干，对方进行宴请，但他坚持到职工食堂就餐。后来有人向公司领导投诉办公人员的“吃喝风”现象，公司进行调查后，发现同行的人员中只有胡葆森没有参加那次宴请。

　　“在香港十年，看到的生生死死的企业太多了，所以生存才是企业的排名前列要务，先活着，再争取活得更好一些。”——胡葆森

　　河南：永远的情人

　　回河南开发房地产之前，胡葆森已经在香港投资炒楼花挣到几千万元。而在香港创业时胡葆森曾许下承诺，如果创业成功，就回家乡参与建设。他没有食言，1992年，他以“港商”的身份回到郑州，成立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当时，内地热门的房地产市场是海南等沿海地区，与那些地区相比，市场化不充分的河南被视作“盐碱地”。但胡葆森认为，这样的发展条件恰恰利于自己起步。“市场条件好的话，李嘉诚早就来了，还会有你的份吗？”

　　正因为“喝不惯盐碱水”的人都不来，给了喝惯这种水的胡葆森机会，使他带着在香港地产界浸润多年的操作经验，在这块土地上迅速发展起来。之后十年，建业集团始终坚守郑州这一个城市，将净资产做到了十个亿。

　　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即使成功在香港上市，建业集团始终在河南坚持，并逐步向下、向小渗透，将触角伸向县镇级市场。而胡葆森则将这一战略思路称为“建业人的长征”。

　　此时的建业集团也迎来了一个契机：依靠资本积累向其他城市进军，成为全国性房企。事实上，万科、万通乃至建业在当地的老对手鑫苑置业都是这样做的。对于这个课题，胡葆森前前后后也思考了四年，他最终做出的决定是：建业集团走省域化的发展模式，立足郑州，逐步向下、向小渗透。

　　对于建业相较其他知名房企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业界也不断有声音质疑胡葆森思路保守。但胡葆森却认为保守换来的是稳健经营。用他的话说，在香港十年，看到的生生死死的企业太多了，所以生存才是企业的排名前列要务，先活着，再争取活得更好一些。如果发展速度太快，导致和自己的能力不匹配，就容易出问题。

　　“我是国内开发商中惟一做足球坚持了18年的人。”——胡葆森

　　足球：18年的情人

　　“我是国内开发商中惟一做足球坚持了18年的人。”谈及这一事实，胡葆森颇感自豪。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启幕，足协要求各地成立足球俱乐部。当时的河南省副省长张士英写信给省内几个大企业，请他们赞助河南足球，结果应者寥寥。有一家企业甚至表示，如果运动员的腿两边能够一边挂一根火腿肠，他们就愿意赞助。

　　此时，江苏一家要到郑州参加交易会的医疗器械制造商动了冠名河南足球的心思，但他们提出的要求是球队名称前面必须加上“江苏”二字，并把球队从河南带回江苏。听说此事后，胡葆森坐不住了：“太丢俺们河南人的脸了！”尽管此时建业还只是成立刚刚两年的一家小企业，但他毅然决定参与竞标。

　　“当时也没有意识到会有那么多困难，就是感情用事。”胡葆森一直如此解释入主河南足球的初衷。

　　一路走来，困难的确不少。河南建业俱乐部排名前列年就遭到降级的打击，随后几年也一直在冲A和保级的边缘线上挣扎。极度失望的时候，胡葆森也想过将球队卖掉，但因种种原因没有成交。1998年，球队再次降级。此时胡葆森却买断了河南省体工大队持有的俱乐部40%股份，建业成为球队的独资企业。

　　其实多年来，在建业内部反对搞足球的声音很多，主要原因是认为足球对建业主业发展没有太多贡献。这样的声音并不难理解，因为那些年来建业一直没有走出郑州，发展速度显得迟缓，而建业每年投入足球的支出成为一笔不小的负担。这种声音最强烈的时候，用胡葆森的话说，就是“集团高层只有我一个人愿意搞足球，剩下的人全不同意”。这给胡葆森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在他犹豫的时候，省里领导就会来找他吃饭，表扬一下、安抚一会儿，实诚的胡葆森也就这样坚持了下来。

　　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给胡葆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他去新郑开会，几百名河南球迷赶来迎接，有人甚至冲着他高喊：“胡总，来新郑开发吧，房子我们包了！”从那时起，他才逐渐认识到足球对企业品牌的影响力和渗透力。2005年，胡葆森发起了“中原足球复兴运动”。第二年，建业俱乐部终于再次冲超成功。

　　这些年各家足球俱乐部的投资一直在水涨船高。2009年建业俱乐部获得联赛季军，这一年胡葆森自掏腰包支持球队就花了1500万元，第二年因为球队要参加亚冠的比赛，他又多出了1000万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一方面认为建业还需要这支球队，另一方面又不想把自己做足球的意愿强加给其他股东。而这两年为许家印赚足眼球的“恒大模式”也让胡葆森望尘莫及。“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没有那些企业的实力强，即使有钱了也不一定会这么做。”

　　而在胡葆森的心中，还有一个做“百年俱乐部”的宏愿。“我一直是以一个‘百年俱乐部’的目标来反思过去18年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找到了很多不足，现在还是希望从最基础的工作开始抓起，比如青少年球队和基础性管理。包括这次选择维斯雷恩担任球队教练，也是出于比较长远的考虑。”胡葆森如是说。

　　“可以称之为优点的，是作为检讨主义者，可以‘每日三省吾身’，得‘智者无怨’之悟”——胡葆森

　　两次滑铁卢

　　一向以稳健著称的胡葆森，却也在掌舵建业时有过两次决策上的失误，这让他后来谈到这两次失败教训时仍难以释怀。

　　1996年的11月，胡葆森在香港买了一层楼，12月把它卖掉，一个半月就净赚了1700万港元。1997年5月，有个中介经理又向他推荐了一层楼，价值1.68亿港元，那时公司香港账面上有五六千万元的现金，考虑到之前的成功经验，所以胡葆森决定再次出手，并交了3000多万元的定金。过了两个月，那个经理来问胡葆森，有人加500万元卖不卖？胡葆森觉得利润太少，没有动心。

　　没想到不久之后就发生了亚洲金融风暴，这时那层楼想卖也卖不出去了。深受打击的胡葆森把自己关到香港的房子里，三四天没出门，最后做了个决定：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20%的定金也不要了。公司就这样损失了3000多万元。事后胡葆森要求自己，这一笔3000万元的学费要把它摊薄到20年，也就是说20年里不允许自己再犯这种经营上的错误。

　　然而2001年，胡葆森再次做出了一个失误的决策：耗资2.5亿元收购亚细亚9万多平方米的五彩购物广场。但这项物业的经营状况未能按胡葆森预料的那样顺畅，两年后，建业不得不将其卖掉，这两年的时间影响了建业的战略推进。“如果当时那2.5亿元资金不买商场，我们就可能去买更多的地，扩张的战略就可能提前推进。而且那时土地比现在便宜得多。”胡葆森后来表示。

　　胡葆森的好友冯仑曾经这样评价他：“有时候宽厚得有些过了，就会显得比较犹豫，有些事情决策含糊的地方就会比较多。”对于建业当时是否该向全国扩张这一问题，胡葆森足足考虑了四年时间，他也曾一度想过将建业卖给万科。正是在坚持的过程中，他才不断将犹豫和杂念抛诸脑后，而前方的路，也变得愈加清晰和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