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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可谓“石破天惊”。
司法实务中，涉及企业产权的案件在民事、行政、刑事领域均有发生，但与非公经济主体切身利益关系最深、最受社会关注的当属重大刑事案件。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以下简称《21世纪》）专访了两位曾为多起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辩护的刑辩律师——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田文昌、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张青松，探讨如何进一步在司法程序和政策方面保护民营经济产权。
《21世纪》：《意见》提出坚持有错必纠，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剖析一批侵害产权的案例。纠正这类案件的迫切性体现在哪里？
张青松：这份文件切中了刑事错案的痛点。以往对冤案错案的纠正或防范中，律师和当事人更多关注的是人身刑部分，但实际上，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财产权的侵害也有发生，且有的侵害很严重。
《21世纪》：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不管是民商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对民营企业产权的歧视性保护是不是都有体现？
田文昌：我代理过很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经济纠纷的案件，不止一次在和法官讨论案件时听说，我首先得保护国企，国企不能受损失。这是很普遍的一种观念。
《21世纪》：《意见》提出严格规范涉案财产处置的法律程序，要求进一步细化涉嫌违法的企业和人员财产处置规则。实践中哪些规则亟待完善？
张青松：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对涉案财产处置的规定并不完善，刑法第六十四条是对违法所得财产追缴和返还进行规定的法律源头，但目前对这一条款的细化规定还不健全，导致相当一些案件中涉案财产在还未定罪前就被处理。
按照刑事诉讼法，侦查机关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产仅仅用于取证，没有财产保全的作用，实际中却很随意。如果查封、扣押、冻结了案外人的财产，刑事诉讼中没有民事诉讼的案外人异议等程序性救济渠道，只能向检察院提出申诉和控告。
《21世纪》：《意见》还提出对股东、企业经营管理者等自然人违法，在处置其个人财产时不任意牵连企业法人财产；对企业违法，在处置企业法人财产时不任意牵连股东、企业经营管理者个人合法财产。
张青松：刑法规定了没收财产、没收个人财产等刑罚措施，但涉案财产中哪些属于个人财产，哪些属于公司财产、他人财产，这在民法和公司法中有明确的界限，但在刑法中就变得非常模糊。甚至在一些案件中，民商事领域的财产登记权证等，在刑事案件中往往被言词证据所推翻，用公诉人的话讲就是这属于“合法手段掩盖下的犯罪行为”。
刑事诉讼法没有专门规定刑事案件执行中财产如何具体执行，据我了解一般是按照民事诉讼的规则处理，但因此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一起单位行贿罪案件中，法院认为一家民营企业基于行贿取得的探矿权属于违法所得，但这个探矿权已运行多年，公司逐渐发展壮大，吸收了多名股东，案发时公司股权价值已达几十亿元。法院判决“没收基于探矿权所得的股权及其收益”，这样问题就来了，单位行贿犯罪主体是这家民营企业，这家企业的股东并非犯罪主体，为什么要没收股东的股权呢？由于相关规定的缺失，如果执行完毕，违法所得的财产收归国库，那么这个企业要么成为国有企业，要么就死掉了。
《21世纪》：《意见》印发后，对非公有制财产的刑法保护应如何落实？
田文昌：如果真正想给民营经济正名，给民营企业家一种姿态，想平等保护民营企业，首先要做的是司法公正，接下来要清理过去的一些案件，要有一个甄别纠正的动作。只有这样做，才能使这个文件真正得到落实，真正发挥作用。
